江西省生态公益林管理办法
江西省人民政府
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72号
《江西省生态公益林管理办法》已经2009年5月18日省人民政府第2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8月1日起施行。
省长 吴新雄
二00九年六月十三日
江西省生态公益林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生态公益林的建设、保护和管理，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护生态公益林所有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和《江西省森林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生态公益林，是指生态区位重要、生态状况脆弱，对国土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提供公益性、社会性产品或者服务为主要利用目的，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划定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生态公益林，分为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省级生态公益林、设区市级生态公益林和县级生态公益林。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生态公益林的建设、保护和管理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生态公益林的建设、保护和管理应当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一规划、分步实施、依法保护、严格管理、分类补偿和分级负责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生态公益林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生态公益林补偿、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防治等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生态公益林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国土资源、建设、水利、交通、环境保护、旅游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生态公益林管理相关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应当加强生态公益林保护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宣传，增强全社会的生态公益林保护意识。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公益林的义务，有权检举和制止破坏生态公益林的行为。
在生态公益林建设、保护和管理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九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由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出方案，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后，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实施。
省级生态公益林，由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提出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设区市级和县级生态公益林方案分别由设区市和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省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下列区域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未列入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的，应当优先列入省级生态公益林：
（一）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源头和上游沿岸；
（二）东江源头和上游沿岸；
（三）长江九江段沿岸；
（四）鄱阳湖、仙女湖、柘林湖等重要湖泊和中型以上水库周围；
（五）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地、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和省级森林公园；
（六）水土流失严重地区；
（七）其他应当优先列入省级生态公益林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生态公益林方案,按照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技术规程，组织人员将生态公益林划定到山头地块，并与林权所有者签订现场界定书。划定的生态公益林，其原来的权属保持不变。
经批准划定的公益林不得擅自调整和变更。确需调整或者变更的，应当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在生态公益林区域周边明显位置设置标志牌，向社会进行公示。
生态公益林标志牌的式样由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制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毁坏或者擅自移动生态公益林标志牌。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生态公益林管护责任制，逐级签订责任书，落实管护责任。
第十四条 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与生态公益林经营者签订生态公益林管护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以此作为获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依据。生态公益林管护合同的格式由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制定。
生态公益林经营者可以根据不同地类、不同区域生态公益林管护的难易程度，按照人均管护面积不少于3000亩左右的标准划定管护责任区，落实管护人员，履行管护职责；也可以采取承包管护或者委托管护等方式进行管护。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本行政区域内生态公益林管护人员的业务指导。
第十五条 生态公益林的建设应当利用原有地形、地貌、水系、植被，并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
生态公益林区域内的荒山荒地、火烧迹地等宜林地，经营者应当在三年内实施造林，恢复森林植被。
生态公益林区域内的疏林、残次林等生态功能低下的林地，经营者应当在三年内进行封育改造，逐步提高生态公益林的生态保护功能。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以认种、认养等方式参与生态公益林建设。公民义务植树造林年度计划，应当优先安排生态公益林建设。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生态公益林林地管理，严格实施生态公益林林地用途管制，采取措施稳定生态公益林林地面积。
对因占用或者征用所减少的生态公益林林地面积，根据“占一补一”的原则，由县级人民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补足。
第十八条 禁止商业性采伐生态公益林。因抚育、更新或者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因素影响,需要采伐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和省级生态公益林中的毛竹或者非天然阔叶林的，应当报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设区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批；需要采伐其他生态公益林中的毛竹或者非天然阔叶林的，应当报设区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九条 生态公益林抚育、更新性质的采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抚育性质的采伐适用于封山育林、飞播造林形成的幼龄林，以及坡度25度以下的中龄林等。抚育采伐后，天然混交林及国防林、风景林、环境保护林的郁闭度不低于0.7；人工林和天然针叶林的郁闭度不低于0.6；科学实验林、母树林的郁闭度不低于0.5。
（二）更新性质的采伐主要树种的年龄应当按同树种用材林的主伐年龄增加一个龄级。更新采伐分为择伐、小块状皆伐或者带状皆伐等方式，择伐后的郁闭度不低于0.5；皆伐的伐区面积不大于5公顷。更新采伐后形成的迹地、林中空地、稀疏林地等应当在当年或者次年完成造林。
（三）毛竹林伐后每亩立竹数不得低于120株。
第二十条 经批准占用或者征用生态公益林林地需要采伐林木的，由用地单位或者个人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申领林木采伐许可证，纳入当年的森林采伐限额。
因埋设、架设输水、输电、通信、广播等管道、线路需要采伐生态公益林林木的，应当经林木所有者同意后依法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
应急处置自然灾害等突发公共事件,需要采伐生态公益林林木的,可以先行采伐,但应当在应急处置结束之日起30日内补办林木采伐许可证。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生态公益林防火工作的领导，落实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责任制，保障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经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在生态公益林分布区和外围设置森林防火宣传牌、营造防火林带或者开设林火阻隔道，组建扑火队伍。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生态公益林的森林病虫害检疫和防治工作，根据森林病虫害测报中心和测报点对测报对象的调查和监测情况，定期发布长期、中期、短期病虫害预报，并及时提出防治方案。
生态公益林发生严重森林病虫害时，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紧急除治措施，消除隐患，防止蔓延。
第二十三条 各级森林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加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依法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林区治安秩序。
第二十四条 在生态公益林区域内进行采种、采脂等经营活动，应当体现保护优先原则，不得毁坏生态公益林内的森林、林木。
对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或者省级生态公益林内的森林旅游、休闲等非木质资源开发利用建设项目，有关部门在审批前应当征求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的意见；对其他生态公益林内的森林旅游、休闲等非木质资源开发利用建设项目，有关部门在审批前应当征求设区市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生态公益林的监督管理，组织监管人员对本行政区域内生态公益林的管护情况经常进行检查；设立生态公益林资源监测点，监测本行政区域内生态公益林资源和生态功能变化情况。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生态公益林资源档案制度，掌握生态公益林资源变化情况。因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造成生态公益林资源变化的，应当及时进行档案更新。
第二十六条 生态公益林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由各级人民政府共同分担。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主要用于生态公益林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等费用支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拨付、使用和管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贪污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林业和审计部门应当加强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资金及时足额拨付。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擅自移动或者毁坏生态公益林保护标志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逾期不恢复原状的，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恢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并对个人处200元以下，单位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在生态公益林区域内进行采种、采脂等经营活动，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赔偿损失；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1倍以上3倍以下的树木，可处毁坏林木价值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单位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擅自调整或者变更经批准划定的生态公益林的；
（二）截留、挤占、挪用、贪污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
（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生态公益林毁坏的。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09年8月1日起施行。
民事调解制度的体系化完善
于晓晴
调解具有便于修复社会关系、提高诉讼效率、矛盾化解彻底等优势。在社会转型矛盾多发的当下，面对有限的司法资源，纠纷解决的难度和压力愈发凸显。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认真回应时代要求，科学总结实践经验，有多个条文的修改涉及调解，对调解制度进一步加以完善，呈现出体系化的特征。
一、诉讼调解的体系化发展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诉讼调解在诉讼的各个节点上加以全面拓展，涵盖了起诉、立案、庭前、庭审、庭后乃至一审、二审和再审等诉讼的各个阶段，这就进一步彰显了诉讼调解的体系化特征。在诉讼调解的体系中，修改后民诉法第122条、第133条第(二)项规定的调解更应当引起关注。
修改后民诉法第122条规定了起诉后的“先行调解”。有的观点将“先行调解”称为“诉前调解”，认为属于非诉调解。理由是第122条是在“起诉和受理”一节中，位置是在第123条(关于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和案件受理立案规定)、第124条(关于受理和不予受理情形及其处置的规定)之前，因此从逻辑上看，应当解释为受理前的调解。由于法院尚未受理诉讼，所以一般将其称为“诉前调解”。笔者不赞同这一观点，这涉及到诉权保护和诉的起点问题。称第122条规定的情形为“诉前调解”，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将法院的立案(受理)作为诉的起点，既不利于当事人诉权的保护，也不能充分解释法院“不予受理”裁定的性质和当事人对此裁定可以上诉的权利。二是将“诉前调解”作为非诉调解，既不符合司法实践，也不符合对条文的文义理解，不利于充分发挥“先行调解”的功用。笔者认为诉的起点应当是当事人的起诉，对当事人的起诉，法院负有审查的职责，立案和裁定不予受理都是审查的结论，立案只是审判程序的开始。这样理解既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权，也符合审判权被动性的特征。此外，将“先行调解”理解为“诉前调解”即非诉调解会排除法官调解，不当地限制了调解的主体。从该条文义来看，当事人起诉到法院后，应当由法官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审查，这就存在审查法官进行调解的可能性，“先行调解”从文义上并没有排除法官调解。从司法实践来看，近年来许多法院对起诉后的调解采用了“预立案”的做法。所谓的“预立案”，是指法院对原告提起的诉讼，办理预立案登记后，征询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同意调解的，就由法院立案庭的法官或者民庭的法官进行调解，或者采用委托调解的方法。调解不成的，再正式立案，进入审判程序。这种“预立案”中的调解包括法官的调解，所以不宜称为“非诉调解”。
修改后民诉法第133条第(二)项的规定增加的调解应为立案调解和庭前调解，这也是司法实践的产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第9条规定，“进一步强化立案调解工作。在案件立案之后、移送审判业务庭之前，要充分利用立案窗口‘第一时间接触当事人、第一时间了解案情’的优势，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第10条规定，“积极探索和加强庭前调解工作。在案件移送审判业务庭、开庭审理之前，当事人同意调解的，要及时进行调解”。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先行调解”、“立案调解”、“庭前调解”的调解主体有哪些?笔者认为，这三种调解的主体应有三种:一是法官乃至法官助理;二是受法院委托或当事人选择的人民调解员等非诉调解主体;三是受法院邀请协助调解的有关单位、技术专家、律师等。由此可见，诉讼阶段进行的调解并不必然都是诉讼调解，仍然存在着非诉调解，只有法院主持的调解才是真正的诉讼调解。
二、对违法诉讼调解的有效规制
虽然诉讼调解由法官主持，协议达成又以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为必要条件，但诉权和司法权的滥用仍存在可能，违法调解的存在已经被司法实践所证明。所以，对违法调解予以有效的规制是修法的必然选择。
1.对恶意调解的司法处罚。对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批评之一是对违法调解的处罚规定不够完善，导致一些当事人恶意串通，通过调解损害他人利益甚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逃避法定义务。修改后民诉法第112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113条规定，“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两条是对包括恶意调解在内的恶意诉讼的司法处罚规定，处罚的力度较大，赋予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也较大。
2.第三人改变或撤销调解书之诉。为增强对违法调解规制的有效性，修改后民诉法综合运用了多种制度设计，第56条第3款规定的第三人改变或撤销原调解书之诉即是其中之一。这一制度赋予了第三人对损害其民事权益的违法调解提起改变或撤销之诉的权利，既畅通了第三人权利救济的法律渠道，又有利于对违法调解的发现及规制。这一制度主要借鉴了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第三人撤销诉讼的制度，但将调解书纳入申请撤销的对象为一创设。
3.违法诉讼调解的再审。再审程序是我国诉讼法上专门纠错的重要制度设计，违法诉讼调解的有效规制离不开这一程序。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违法诉讼调解的再审启动规定了三条路径:一是第198条规定的各级法院院长对本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发现生效调解书确有错误的，依职权提起再审;二是第201条规定当事人对违反自愿和合法原则的生效调解书申请再审;三是第208条规定检察机关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生效调解书提出抗诉或检察建议。
显而易见，这三个路径对于纠正违法诉讼调解特别是虚假调解、恶意调解等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同的启动条件又难免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困难和疑惑。那么如何正确看待这些不同的启动条件?笔者认为，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原意，结合前后条文及司法实践来理解。如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条件是发现调解书确有错误，但司法实践已经证明，并非只要有错误就必然地、绝对地启动再审，是否启动再审根本仍取决于调解是否遵循了自愿原则，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再如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是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协议内容违反法律规定，若以许诺当事人一定的利益诱使其达成调解协议或以“以判压调”等方法迫使其同意调解，显然违反自愿原则，但也不能将违反自愿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大，比如为促成情绪严重对立的当事人互谅互让、握手言和，不告知其另一方采取的一些激烈言行，则是调解的艺术和策略，不能看成隐瞒真相，从而认为违反了当事人的自愿原则。同理，检察机关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有权提出抗诉或检察建议，这里的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也不能孤立地理解为绝对地排除了个人利益，因为，一方面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念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许多情况下国家利益也是通过个人利益表现出来的，我们不能仅凭事物的表象判断事物的本质。如虚假调解、恶意调解等，严重背离调解的原则，其损害的就不仅仅是当事人或案外人的利益，而且是对法律秩序的恣意违反，必然损害国家利益。当然，也不能把所有损害当事人或案外人利益的违法调解都不加分析地一概视为损害国家利益，因为两者毕竟有质的差异。
(作者为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