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自治州义务教育实施办法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凉山彝族自治州义务教育实施办法
1988年9月23日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0年4月28日四川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
2010年2月8日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
2010年7月24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提高各民族人民素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凉山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实行国家统一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
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住宿费，免费提供教科书。严禁乱收费。
自治州依据国家规定，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第三条 义务教育应当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
第四条 自治州境内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
第五条 自治州优先发展民族教育，采取发展民族寄宿制教育、实行双语教学等适合民族地区实际的特殊措施，保障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
自治州采取措施保障家庭经济贫困的和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自治州组织和鼓励州内外经济发达地区支援州内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实施义务教育。
第六条 任何社会组织或者个人有权对违反本实施办法的行为提出检举或者控告。
第七条 自治州对在义务教育实施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社会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学 生
第八条 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
凡于当年9月1日至12月31日之间年满六周岁的儿童，经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申请，可以入学，学校不得拒收或者另外收费。
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提出申请，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第九条 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
学校不得采取或者变相采取考试、测试、面试等形式选拔学生，不得将各种竞赛成绩、奖励、证书作为招生入学的依据。
县（市）人民政府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
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
自治州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相应政策措施，对自治州内的少数民族女儿童及少年，孤、残儿童及少年，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农村留守儿童和现役军人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予以保障。
第十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建立并实施控辍保学工作机制，防止适龄儿童、少年辍学，保证其完成义务教育。
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和督促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帮助解决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困难。
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做好工作，督促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不得招用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招收适龄儿童、少年进行文艺、体育等专业训练的社会组织，应当保证所招收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应当经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 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
（二）遵守学生守则和行为规范，尊敬师长，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和健康心理；
（三）努力学习、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
（四）遵守所在学校的管理制度。
第三章 学 校
第十三条 学校的设立、停办、撤销或者合并，应当履行报批手续。小学和农村初级中等学校，由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报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城市初级中等学校由县（市）人民政府报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四条 县（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的数量和分布情况等因素，按照国家和自治州有关规定，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把实施义务教育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科学制定、调整并实施学校设置规划。
县（市）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置寄宿制学校，保障居住分散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
城市新建居民区，需要设置学校的，应当与居民区的建设同步进行。
第十五条 学校建设应当符合当地城乡规划和国家规定的办学标准，在运动场地、艺体设备、教学仪器、图书、现代教育技术设备设施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条件，适应教育教学需要。
学校建设应当严格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进行，符合国家规定的选址要求和建设标准，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范、规程和标准，确保学生和教职工安全。
学校工程建设项目纳入当地规划建设行政部门监管。严格执行无障碍设计规范。
第十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规划和建设与义务教育相应的体育设施，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环保手续。在已建的工业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内，禁止规划和修建学校。在学校周边新建工业项目，应当符合学校建设卫生防护距离和环保要求。
第十七条 自治州内30万人口以上县（市）应当设立特殊教育学校或者特殊教育中心，其余县应当设立特殊教育班，对视力残疾、听力语言残疾和智力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
特殊教育学校应当具备适应残疾儿童、少年学习、康复、生活特点的无障碍场所和设施。
普通学校应当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并为其学习、康复提供帮助。
第十八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根据需要，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严重不良行为的适龄儿童、少年设置专门的学校实施义务教育。
对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犯和被采取强制教育措施的未成年人进行义务教育，由县（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实施，所需经费由学生所在县（市）人民政府予以保障。
第十九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办学条件的差距。加强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的建设，推进村级小学标准化建设，确保适龄儿童、少年享受公平、均等的义务教育。
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公办学校的性质。
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学校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向学生乱收费用，不得将捐资助学与学生入学挂钩。
第二十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依法维护学校周边秩序，保护学生、教师、学校的合法权益，为学校提供安全保障。
自治州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依法对县（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履行学校安全工作职责进行检查、督促、指导。
县（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对所辖学校的安全工作负责，定期对学校校舍安全进行检查，开展安全评估，对需要维修改造的应当及时予以维修、改造。
第二十一条 学校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警机制，应当对学生和教职工进行珍爱生命的教育，开展地震等自然灾害及其他安全方面的教育和避险方法的培训。加强管理，落实责任，及时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积极有效地预防安全事故。
学校加强卫生工作和食品安全工作，加强疾病预防和控制，保证食品安全，保障教师、学生的身体健康。
第二十二条 学校不得聘用曾经因故意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患传染性疾病未治愈或者其他不适合从事义务教育工作的人担任工作人员。
第二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学校教育教学秩序，侵犯学校、教师和学生正当权益；不得侵占、破坏学校校舍、场地和教学设施。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活动。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进行有害学生身心健康的活动。
学校不得组织学生参加非公益性演出和非公益性庆典活动。
学校的校舍、场地和教学设施不得移作他用；未经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不得出租。
第二十四条 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任职条件。校长由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聘任。
第二十五条 学校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建立学校管理制度，制定学生行为规范。对违反学校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予以批评教育、处分，但不得违背学生及其监护人意愿责令学生转学、退学，不得开除学生或者变相开除学生。
第四章 教 师
第二十六条 教师享有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为人师表，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全社会应当尊重教师。
第二十七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保障教师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待遇，改善教师工作和生活条件；完善农村教师工资经费保障机制。
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教师的医疗享受当地公务员同等的待遇。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远贫困地区工作的教师享有艰苦贫困地区补助、津贴。
特殊教育教师享有特殊岗位补助津贴。
第二十八条 教师应当取得国家规定的教师资格。自治州执行国家统一的义务教育教师专业技术职务制度。教师资格的认定和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应当平等对待学生，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充分发展。
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保护学生安全，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
第三十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教师培养培训工作，采取措施发展教师教育。初级中学教师培训教育主要由自治州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小学教师培训教育主要由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
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均衡配置行政区域内学校师资力量，组织校长、教师的培训和流动，加强薄弱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
第三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根据实施义务教育的需要，合理配置中小学教职工编制。
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会同自治州、县（市）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根据省编制部门核定的学校教职工编制数分配到学校。
任何机关和其他事业单位不得挤占挪用义务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
第三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采取特殊措施鼓励和支持城市学校教师和高等学校毕业生到农村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边远山区从事义务教育工作。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高等学校毕业生以志愿者的方式到农村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缺乏教师的学校任教。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认定其教师资格，在单位有空编时，择优录用支教人员、特岗教师、志愿者充实教师队伍，其任教时间计入工龄。
第五章 教育教学
第三十三条 教育教学工作应当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面向全体学生，教书育人，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统一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学校和教师按照国家课程标准确定的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达到国家规定的基本质量要求。鼓励学校和教师采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汉语言文字为学校的基本教学语言文字，学校进行教学，推广使用国家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及其教育部门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学校推广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第三十四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国家和省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义务教育地方课程设置方案。
第三十五条 学校把德育放在首位，寓德育于教育教学之中，开展与学生年龄相适应的心理健康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相互配合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第三十六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结合自治州和各县（市）实际，在学校开展热爱祖国、热爱凉山、热爱家乡、民族团结、遵纪守法、保护环境、国防教育等各类专题教育活动，把专题教育活动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配合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开展专题教育活动。
学校保证学生的课外活动时间，组织开展文化、体育、科技、娱乐等课外活动，鼓励和扶持有条件的学校开展业余体育训练。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美术馆、青少年教育中心、体育馆场、科普教育基地等社会公共文化体育设施，以及历史文化古迹和革命纪念馆（地），应当对学生实行免费开放，为学校开展课外活动提供便利。
第三十七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依据国家规定，结合自治州实际统一选用教科书，推行教科书循环使用制度。
第六章 民族寄宿制教育和双语教学
第三十八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优先发展民族教育，重点办好民族寄宿制学校（班），对民族寄宿制学校（班）的建设在资金、师资、人员编制和办学条件等方面予以切实保障。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制少数民族学生补助寄宿制生活费。
民族寄宿制学校（班）由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置。
第三十九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少数民族寄宿制学校（班）的建设和管理，促进寄宿制学校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不断提高寄宿制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
第四十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重视两类模式的双语教学。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同时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教学。
根据自治州实际情况，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实行各学科用少数民族语文教学，同时开设汉语文课；或者各学科用汉语文教学，同时开设本民族语文课的双语教学。
第四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重视和加强双语教学的管理，加强双语教学的科学研究，着重加强彝文教学的研究，不断提高双语教学的质量。对接受双语教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升学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第四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材工作，加强彝文教材编译机构的建设，在经费、人员、工作条件等方面予以保障，组织编译、出版适合双语教学学校师生使用的各类彝文教材、教学参考资料、素质教育读本、教学辅导资料，满足双语教学的需要。
第七章 经费保障
第四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义务教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按照教职工编制标准、工资标准和学校建设标准、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等，及时足额拨付义务教育经费，确保学校的正常运转和校舍安全，确保教职工工资按照规定足额发放。
第四十四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用于实施义务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保证按照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义务教育费用逐年增长，保证教职工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第四十五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严格执行学校的学生人均公用经费基本标准，足额预算和拨付应当由地方承担的学生人均公用经费，保证满足教育教学基本需要。
民族寄宿制学校（班）和特殊教育学校（班）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高于普通学校学生人均公用经费标准。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寄宿制学生补助寄宿制生活费。
第四十六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应当将义务教育经费单列。
县（市）人民政府编制财政预算，除向农村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薄弱学校倾斜外，应当均衡安排义务教育经费。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设立义务教育专项资金，扶持农村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边远山区实施义务教育。
第四十七条 县（市）人民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任务的，受委托的学校不得收取学费、杂费、住宿费，并免费提供教科书，相应的教育经费由委托的县（市）人民政府按照委托协议向受委托的学校拨付。
第四十八条 自治州积极争取国家、省对自治州义务教育的支持，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向义务教育捐赠。自治州按照国家有关基金会管理的规定设立义务教育基金。
向义务教育捐赠的社会组织和个人，享受法律法规规定的优惠。
第四十九条 义务教育经费严格按照财政预算规定用于义务教育；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义务教育经费，不得向学校非法收取或者摊派费用。
第八章 监督管理
第五十条 自治州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省人民政府领导下，自治州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实施，县（市）人民政府为主的管理体制。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具体负责义务教育实施工作。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义务教育实施工作。各有关部门在实施义务教育中的职责和分工，由同级人民政府作出明确规定，并对履行职责的情况实行考核。
第五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县（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实施义务教育工作实行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第五十二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履行本办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责任，配合学校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依法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按照规定标准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社会组织和个人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五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县（市）人民政府实施义务教育实行年度目标考核。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分别对全州和本县（市）义务教育工作执行法律法规情况、经费投入情况、教育教学质量以及义务教育普及、巩固、提高和均衡发展状况进行督导，督导报告向社会公布。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建立健全义务教育经费使用管理监督机制，实行义务教育经费的审计监督和统计公告制度。
第五十四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县（市）人民政府制定奖励办法，对在实施义务教育中成绩显著、作出突出贡献的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社会组织、教师和其他人员实行表彰奖励。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实施办法，妨碍义务教育实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负有领导责任的人民政府或者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应当引咎辞职。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六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县（市）人民政府违反本实施办法第七章规定，未履行对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职责的，由自治州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七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县（市）人民政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自治州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调整和实施学校的设置规划的；
（二）学校建设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办学标准、选址要求和建设标准的；
（三）未定期对学校校舍安全进行检查，并及时维修、改造的；
（四）未依照本实施办法规定均衡安排义务教育经费的；
（五）挤占、挪用中小学教职工编制的。
第五十八条 县（市）人民政府或者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自治州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
（二）改变或变相改变公办学校性质的。
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未采取措施组织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或者防止辍学的，依照前款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财政部门、价格行政部门和审计机关根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侵占、挪用义务教育经费的；
（二）向学校非法收取或者摊派费用的。
第六十条 义务教育学校或者教师在义务教育工作中违反教育法、教师法规定的，依照教育法、教师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六十一条 义务教育学校违反国家规定收取费用的，由自治州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学校以向学生推销或者变相推销商品、服务等方式谋取利益，组织学生参加非公益性演出、庆典活动的，由自治州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通报批评；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教科书审查人员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教科书编写，违反规定的，由自治州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根据职责权限责令限期改正，并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六十二条 义务教育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自治州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根据职责权限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拒绝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少年随班就读的；
（二）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的；
（三）违反本实施办法规定，责令学生转学、退学，开除学生或者变相开除学生的；
（四）选用未经审定的教科书的。
第六十三条 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依照本实施办法规定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居民委员会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居民委员会进行劝导教育，并责令其限期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第六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一）胁迫或者诱骗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失学、辍学的；
（二）非法招用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的；
（三）干扰学校教育教学秩序，侵犯学校、教师和学生合法权益的；
（四）非法出版和使用未经依法审定的教科书的。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实施办法规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章 附 则
第六十六条 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依法举办的民办学校实施义务教育的，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有关规定执行；民办教育促进法未作规定且义务教育法也未作规定的，适用本实施办法。
第六十七条 本实施办法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
论人格权的发展与我国民法典的制定
罗亚海
摘要：人格权一直是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对于民法典是否应该将人格权的内容纳入，人格权是否应该独立成篇，法人的人格权是否予以承认等问题，法学界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在考察人格权的发展历史基础认为人格权不仅要写进民法典，而且要独立成篇，法人人格权亦应该为民法典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人格权 历史演变 民法典
引言
人格权制度是有关对生命健康、名誉、肖像、隐私等人格利益加以确认并保护的法律制度。作为上个世纪初特别是二战以来形成发展的一项新型民事法律制度，人格权制度在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中并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一百多年的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法治的进步，人格权的重要意义日益凸现，其类型与具体内容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在我国当前制定民法典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地认识人格权制度在民法典中的位置引起学者极大的争论。[王利明《人格权制度独立成编的必要性》中国民商法律网。] 2004年9月，北京宣武法院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刘某于5月因在北京二环封闭道路上因刹车不及将违章穿行的曹某一案做出了判决。被告人赔偿曹某家属各项损失共计13.19万余元，曹某家属业要赔偿刘某修车费664元。据说这是我国北京的首例“撞了不白撞”的宣判。虽然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样规定由不同的看法，但是从先前诸多的地方规章规定的“撞了白撞”发展到今天的“撞了不白撞”却可以看作是我国人格权的重大发展，《道路交通安全法》给了我国生命权以更深层次的保护。也把人们将注意力再次吸引到人格权的发展这一重要课题上面。从古希腊的人格权意识到古罗马人格权的形成，从中世纪人格权的成长到现在人格权的壮大，人格权已经成为民事权利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民法典将要制定的重要时刻，民法人格权研究愈显重要。本文在考察了人格权发展历史的基础上，立足人格权现状问题，对我国民法典制定从人格权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人格权的界定
人格权的概念
由于今天的民法理论赋予了人格概念太多的内涵，所以为了在历史的考察中梳理人格概念之下各个范畴之间的关系，我们先从人格的第一层含义，即法律人格的概念入手。对于法律的人格权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民法范畴的词却有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认为“人格权是调整人格关系的规范的总称，是我国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利明 杨立新 姚辉《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5页。]由此可以看出,该种观点讲人格权看作民法学的范畴。另外，还有的学者却认为“严格的说，法学中的人格权是一个法学的范畴，而不是民法学的范畴[李锡鹤《民法哲学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民法学中对应的应该是民事人格权。虽然从这里能看到两者在人格权在是否属于民法的范畴上存在分歧，但是，两者在分歧中却表现出共同点，既是人格权应该由民法来研究。关于人格权的起源，现在比共较一致的观点是人格权起源于古罗马时代。在古罗马，为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状态的需要，人们之间需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处境和立场，以便能够以独立的主体进行相关的经济行为，后来，这种相对独立的处境和状态被罗马的法学家抽象为人格权。对于人格权的词源的认识上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在古罗马，自然人被称作homo,这个单词又被分化成两个部分，caput和persona。其中，persona为表示各种人的含义，如家长、官吏、监护人等。坚持认为人格权来源于caput的学者坚持这样的观点：caput表示权利资格只有比权利资格和人的资格结合起来，才能表示为一个完整意义的人。而认为人格权来源于persona的学者这样认为：persona最早在古希腊表示的是面具的意思，而后来被古罗马的演员所使用，后来被用来表示人格这一层含义，被作为理性与个别的同意解释。仔细的分析来看，不论是从最早表示面具的persona还是caput从最初的“头颅”的意思引申来得人格权的含义，都表达出了确定一个人的身份，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区别的这种意念，出现了对人格权含义界定上的殊途同归。
由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人格权应该含有以下几层含义：一、人格权应该包含人与人之间相互独立的地位这一含义。按照现在人格权的观点，人格权应该包含自然人人格权与法人人格权，虽然现在也存在着“法人人格否定说”这一种观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法人也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各种各样的民事活动，并能够以自己的名义承担责任，因此，承认法人的人格权是对现实生活的承认。二、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资格。这一说法，也即是作为民事主体所必须具有的民事权利能力。[ 高瑞全等著《人格论》，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人格权的特征分析及其与人权辨析
人格权作为体现公民人格利益的一项权利，具有如下特征：首先表现为专属性，以人格利益为载体的人格权具有同主体密切联系的特点，不同于财产权，一旦同主体相分离，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其次是绝对性，人格权同主体的人格密切联系，必须以不特定主体为义务人才能够不借助他人的积极行为，就能保护自己的人格利益，因此人格权必须为对世权，具有绝对性。三，人格权还必须为支配权人格权的权利人有权就其人格利益（如姓名、肖像、名誉等）直接支配，并有权禁止他人妨碍其人格权利益的实现。[ 王利明 杨立新 姚辉《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8页。]四、人格权同财产权相联系。人格权以人格利益为客体，不具有财产的性质，但是人格权却同财产权密切相连。对人格权的侵害，特别是对法人人格权的侵害会给权利主体带来很大损失，人格权表现出同财产权的相关联性。
人权（human right）是每个人应当享有的、须臾不可离开的权利。[ 同上，第14页。]人权同人格权不是一个可以混同的概念。人权是一个包含人格权却又同人格权的权利体系，人格权同人权的关系可表述为：人格权是人权的一部分，人权除了人格权，还应该包含宪法、法律所规定的政治权利以及公民的劳动权、休息权和教育权等。从法理的的角度来说人格权都为实际受到保护的权利，而人权还包含应该受到保护的权利，不仅包含实际已经存在的，还应该包括以法哲学之思维而应该受到保护的权利。
人格权的“应然”内涵[ 本部分根基王利明 杨立新 姚辉《人格权法》和梁彗星《民法总论》关于人格权的阐述进行界定。]
人格权具有多种分类，在对人格权的内涵进行界定的最重要的分类是一般人格权与特别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关于人的存在价值与尊严的权利，特别人格权法律就特定人格利益所规定的权利。人格权的应然内涵应该包括一般人格权与特别人格权，具体的可以归纳为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人格尊严权、自由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和贞操权。
人格权的发展历史
（一）、人格权在西方国家的发展
1、《圣经》中关于人格权的论述
作为起源于奴隶阶层的犹太教的教规教义的《圣经·旧约》与《圣经·新约》都包含着对人格权的渴望。在《旧约·创世纪》第1章第27行中犹太人就提出了人格尊严的命题。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奴隶阶级在长期的屈辱中提出人格尊严的要求，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他们在《旧约·创世纪》中这样写道：“由于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所以，人生而就是有尊严的。
同时，在《旧约》中还发出人人在政治上平等，法律上平等，反对政府滥用权力压迫犹太人的“的呼声。在《旧约·申命记》第16章19行中，摩西强调说审判官和各官长“必须按照公益的审判来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因为受贿被叫做智慧的人的眼瞎了，又能颠倒人的话。”在《旧约·利未记》中，耶和华晓喻以色列人，无论当地人犯法，或是外地人犯法，都要一视同仁，加以治罪。他们要求“至公、至义”。[ Rabbi Daniel Polish: Judaism and human Rights,(NY,1982),P.43.]
2、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人格权发展
根据现在主流的观点，人格权的起源主要是在古罗马时代。但在伟大的古希腊时代，也有可贵的人格权思想的存在。虽然亚力士多德不关心积极的人格权但它所极力鼓吹的“人人有权制定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论和“将奴隶堪称有生命的财产”与“有生命的工具”等思想却包含了人的平等权、生命权等可贵的内容，古希腊盛极一时的民主制度也是诞生人格权的温床。
在古罗马，伟大的思想家西塞罗强调：自然法代表理性与正义和神的意志是普遍适用的。他的这种思想被斯多葛派发展为“平等正义”与“行善”的原则和“人类皆兄弟”的思想。代表平民阶层斗争结果的《12铜表法》以公平为指导思想，强调在宣判中要有证明与证据，要公正，不允许收受贿赂等行为。
3、中世纪“自然法”及自由大宪章对人格权的促进
中世纪虽然被称作“黑暗的时代”，但这时期的人格权仍获得较大的发展。这是一个“自然法”同“人”应该享有“尊严”的时代。无论是圣奥古斯丁对《圣经新约》种“人像上帝一样，享有尊严的承认”，还是阿奎那鼓吹个人有最高价值的思想，都富含人格权因素。阿奎那的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的划分中关于人法的规定，是对其思想中人格权因素最有力的证明。
由于约翰王的专横引起的由贵族、骑士与平民参加的反对国王的斗争，促进了“英国大宪章”的诞生。大宪章第一条规定“英国教会享有自由权，妻子有不受侵犯的权利。”这次斗争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是限制了王权，保留了教会的自由权利。但大宪章也要求倾听人民的呼声，要求人身的自由。《大宪章》第39条规定，非经法庭的合法审判，或者定罪，国王不能逮捕、关押与扣押任何自由人，不能宣布自由不受法律保护，也不能有任何方式毁灭自由人。
4、文艺复兴、新教改革时期的人格权发展
从1350年到1600年的欧洲文艺复兴，极大促进了西方人格权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古希腊于古罗马时期人权的复兴，也表现在欧洲新教改革与反新教改革运动对人格权的促进上。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可以说是一个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时期。这种思想又是以个人意志、欲望和利益作为评价一切的标准。拂罗伦萨著名诗人但丁·阿里格里（1625-1321）高歌自由，宣传意志自由与“为自己生存”的理由。意大利的皮科德萨米兰多拉（1463-1494）写了，《论人的尊严的发现》一书，对人格权尊严作了充分的论证。米兰多拉认为人类从上帝那里得到生命，因而是有尊严的，才能成为生物中最幸运与最值得羡慕的一类。因此，人类享受“尊严”一权。
在宗教改革时期，人格权的发展是在神学的“”烟幕中进行的，从神学的观点来看神学的异端是叛逆，但从人格权的角度来看，人格权的斗争是要恢复到最基本教义中的人格权。代表农民的神学异端分子公开提出了争取平等权的要求。他们认为祸害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原因是财富的不平等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因此，只有平等才是治愈社会的良药，也只有平等才能确保人的尊严与自由。
4、启蒙时期人格权的发展
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文艺复兴时期与宗教改革时期的人格权发展为启蒙时期的人格权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孕育着人格权大发展时期的到来。启蒙时代的荷兰有一位著名的法学家雨果·各老秀斯（1813-1645），他作为自然法学论者，强调自然法给人带来各种各样的权利，在其著作《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强调“权利是一种道德性质，他们隶属于人。他公开声明人享有两种权利：一种对别人的权利即财产权，另外一种是对自己的权利即自由权。同一时期的思想家斯宾诺沙提出了“天赋人权”的观点。强调人有思想自由权。
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人格权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清教思想，辉格党思想和苏格兰启蒙主义之中。这些思想为后来人格权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清教思想家弥而顿在《圣乐》中发出了“争取自由”的号召，极力反对英国的书刊制度，在他写作的《出版自由》一文中，批判了英国这项制度，指责他“垄断”真理，强烈要求出版自由。辉格党人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与平等，这种以经济平等为出发点的理论认为：“追求个人利益与寻求发展的机会是人们的常识。”因而自由贸易与发展被看成个人的自由。辉格党的代表人物洛克的自然权利说、契约说、天赋人权说等思想以及他理论中的关于生命、自由与财产的部分论述，后来极大的促进美国人格权的发展。总体的进行评价，洛克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是“政府不能剥夺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苏格兰启蒙主义的“常识派”认为：“人有自然权利与自由是常识，他们反对神的启示与权威”，以“天赋人权”为武器，反对旧传统，以革命争取自由。[李世安 《美国人权政策的历史考察》河北人民出版社,第32页。]在常识派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亚当·拂格森。在他的《认真考虑的舞台的剧本的道德问题》和《道德哲学的基本原理》这两本著作中，系统的论述了人的自然权利，1776年，其所写的《评论》一文，重点强调了公民的自由是天赋的人权。
在法国，关于人格权的论述主要存在于孟德斯鸠（1689-1755）、伏尔泰（1694-1778）、和卢梭三人的思想当中。孟德斯鸠十分崇拜洛克，因此他的思想也是以洛克的思想为基础发展起来，认为自然法保证了人权的存在，强调政府应该保护个人的自由。伏尔泰强调个人自由与宗教自由。他亦强调言论自由，他认为： “如果有谁因为意见不同而迫害他人，他就是一个恶人。” 1762年，卢梭发表了社会契约论。对国家、人民公民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在社会契约创造了政府，是在平等的基础上，是在在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之上成立政府，而不是在平等人与低等人之间成立政府。德国启蒙主义时期的最大贡献者为康德（1724-1804）他首先肯定了天赋人权的思想“天赋人权是我们与生惧来的自由”。天赋人权是根据自然法而享有的权利，他不依赖于经验中的一切法律条例中。
5、人格权在现代各国
1789年《人权宣言》、1791年宪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决议与命令的内容历经反复、但最终为法国社会所认可，最终成为1804年拿破仑法典的重要内容，平等、自由与安全等观念深入到民法典当中。德国民法典在第一编“人法”中，规定了所有法国公民公平、平等的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其所体现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观念是十九世纪一切进步民法的精神与灵魂。同时，在法国民法典的最初的规定当中，并没有关于法人人格权的规定，在后来的民法典的修改当中，又将合伙、法人、联合组织及其国家纳入到民法主体的范畴，法人人格权在法国的民法体系中诞生。
以《学说汇编》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德国民法典》在第一编总则中规定了自然人与法人制度，并且于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法人”这个概念，法典规定，因故意和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与其他权利者，负赔偿责任。在单独的“法人编”中，详细的规定了法人制度，承认法人为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权利与承担义务。规定社团登记制度与法人成立、消灭与法人组织机构等。时至今日，德国民法典历经数次修改，但修改的内容主要在身份、婚姻与契约方面，侵权行为方面，由此略见德国民法典在法典制定具有了较高的水平。1898年，《日本民法典》经历了1947年以来的多次修改，将夫妻关系由过去不平等关系改为双方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也由过去的支配关系改为父母要尊重子女的人格、对子女监护与教育子女的关系。在日本的1946年的宪法对公民的人格权作了很大的扩充，占该部分的将近1/3条款的国民基本权利与自由部分，很详细的规定了基本的人权、平等权，自由权等，这些东西都体现日本人格权的发展。
在英国，人格权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对侵犯人身权的行为规定上：（1）殴打与恐吓，（2）非法拘禁。规定在车内、屋内、监狱内、城市与街道都可以实现对人的拘禁。而且规定，这种拘禁既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3）诋毁与诽谤。通过这一规定，对公民的名誉、身体、生命健康进行了保护。
（二）人格权在我国的发展
人格权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变化与丰富，对人格权的保障也是在历史的进步中发生、发展和逐步完善的。通过对我国人格权历史的认识、现状的把握来探求未来我国人格权发展的方向。
1、诸法合体，义务本位的封建社会
古代中国，历经了一个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完备的专制权力体系极大地压缩了中国人格权的生存空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充斥着皇权、君权和特权，只有星星点点的人权与人格权思想的火花与原始、朴素的人格权意识。也只有在秦朝的名籍制度中对姓名权作了规定，这好象是我国古代的法律法规的第一次关于人格权作出的规定。这些原始而朴素的人权思想与人权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封建专制权力的恣意扩张，减弱了封建专制权力的残酷性，在客观上给予了劳动人民以一定的人性关怀，维护了劳动人民的利益。
体现人本主义色彩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者，人也”，主张“仁爱”，强调“爱人”。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就有162处讲“人”，48处讲“民”，加上“民人”，二字连用，有多达211处讲到“人”和“民”。《论语。乡党》记述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在朝供职，听说家里马厩失火，便匆忙退朝，而回到家里，开口的第一句话是问：“伤人乎？”，“不问马。”可见孔子是关心人、尊重人的，表示对人的生命的尊敬，“人命关天”，把人的性命看得比金钱、财富更重要，对人的命运与生活的关心甚至超过了对神的关心，对鬼神孔子是敬而远之的，认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提倡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已及人，平等待人。对待奴隶，西方的柏拉图把他们当成“会说话的工具”而孔子主张对他们“齐之以礼”，把他们当人看待。因此，在这种“仁爱”思想的指导下，儒家反反复复地告诫、劝说帝王君主们要“克已”、“修身养性”，要“修己以安百姓”。不厌其烦地要帝王君主们明白“君轻民重”的道理，在人民、社会与君王三者之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所以帝王君主们要想天下太平，长期统治下去，就要爱民、利民、亲民，“以民为天”，“天子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荀子·大略》]，“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
然尔，儒家的“仁爱”是有差别的“爱”，主张“爱有差等”，承认封建特权的合理性，肯定一部分人享有剥削、压迫另一部分人的特权的合理性。认为事有大小，人有高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要求所有的人要“克已复礼”，“克已复礼为仁”。同时，儒家的“仁爱”是作为一种义务来要求，而不是作为一种权利来规定的。如父慈、子孝、君明、臣忠，这些都是对父、子、君、臣的义务规定。在这里，儿子得到父亲的关怀不能作为儿子的权利而是作为父亲的职责规定下来，“仁爱”的目的不是个人的发展，不是去保持和促进个人自由，而是保持社会等级秩序的和谐与稳定。和谐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正义无非就是和谐所要求的东西和有助于和谐的东西。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是以义务为主导的礼法政治，而不是以权利为主导的约法政治，导致漠视人格权，扼杀人性的封建专制主义延续了数千年之久，朴素的人格权思想的嫩芽被长期禁锢在封建专制权力的巨压之下，难以成长壮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历时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难以形成独立的人格权体系，人格权的保障运动也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 2、一波三折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在封建社会末期，特别是在严复将《社会契约论》传入中国后，“天赋人权”的理念、传统的“仁爱”思想及被压迫阶级对“平等”的渴望，激励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对传统的“君主专制观念”、“封建纲常”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了“废君权，兴民权”的口号。人格权观念开始在中国逐渐散播开来。自由权、参政权、平等权、等广为流传，并促使统治阶级展开了一场改良运动。改良派人士不仅极力鼓吹人权理念，而且还着手探索人权保障的途径。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为指导的社会制度，人权保障开始从理论转化为现实。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后，孙中山提出了系统的民权思想，将民主、民治、民享、自由、平等、博爱作为立国的基本原则，《临时约法》也首次将人格权的内容写进法律。人格权内容主要体现在如下的的法律和法令当中： 1912年3月，发布了“禁止买卖人口令”（即《大总统令内务部禁止买卖人口文》）、“禁止贩卖华工及保护华侨令”、“权利平等令”等。在“权利平等令”中严肃申明：凡蛋户、惰民、义民、丐户、剃发者、优倡、隶卒，“对于国家之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同时废止刑讯逼供和体罚制度，《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规定：“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任何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大总统令内务司法部通饬所属禁止体罚文》规定：“不论司法、行政各官署，审理及判决民刑案件，不准再用答杖、枷号及其他不法刑具，其罪当答杖、枷号者，悉改科罚金、拘留。” 然而，人格权在中国的发展却也不是一帆风顺，在辛亥革命后不久，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毁弃共和，人格权的发展再遇波折。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也籍此而觉醒，要求保障人格权，实行民主，寻求平等、自由之呼声日益高涨，并由此而引发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启蒙运动。 这期间虽然有陈独秀等人率先举起了“人权”和“科学”两大旗帜，向封建专制制度提出了挑战，并以此为口号，开始了一系列争取人格权的运动。后来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对外大肆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实行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对争取民主的民众进行血腥屠杀，使千百万人倒在血泊之中，人民在国民革命中争得的自由和权利，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公民之人格权荡然无存。 3、革命战争时期的人格权 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后，就担当起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和保障人格权的历史重任。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其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中，鲜明地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消灭军阀统治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对外争取独立的国家主权，对内实行无限制普选制度，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权，坚决废除肉刑，承认妇女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也进一步提出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纲领，强调实现这一政治纲领的必要条件是保障人民享有无限制的选举权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自由等各项权利，号召全国人民“为自由而战，为独立而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特别关注占人中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权利保障问题，提出要切实保障劳工的劳动权与生存权，并积极领导工人展开争人权的运动：1922年，在安源煤矿工人罢工中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1923年，党领导的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把 “争自由，争人权”作为自己鲜明的旗帜；19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颁布了一系列保障人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法令。广大工农群众尤其是农民的民主权利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保障。1934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一次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人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它宣布：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一切劳苦大众，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和其他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维护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等等。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维护民族和人民的权利，为争取民族的独立权、人民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和自由权为己第一要务。毛泽东在其选集中一再强调“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在中共七大，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进一步强调了保障人权的重要性，他说：“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 4、新中国人格权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