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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复议范围问题
瑞安市工商局黄宗华


在我国，行政复议是与行政诉讼相结合的行政救济制度。它运用行政机关内部的层级监督关系，由上级机关纠正下级机关的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对行政复议的范围、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与行政诉讼有所区别。充分发挥行政复议自身特有的优势，能够有效地弥补行政诉讼制度在给予相对人权利救济时的某些局限性，能够使相对人权利得到更直接、及时、全面的保护。因此，行政复议是一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法律制度。1999年4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复议法》（以下简称《复议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

众所周知，《复议法》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充分地考虑到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的积极作用，扩大了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范围：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只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这些行为违法或者不当，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都可以依法申请复议，在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行政复议同时，如果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合法，还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申请。行政复议范围的扩大，提高了对公民权利保护的水平，是法制进步的要求，更是行政复议作为一种公民权利救济制度的独特价值的体现。
作为国务院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行政复议工作历来十分重视，早在国务院《行政复议条件》颁布之前，就在一些法规中给予相对人行政复议权。现阶段，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给予相对人的复议范围与《复议法》中的规定是一致的，即凡是相对人认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行使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都可以依法提出复议。然而由于县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以下简称县级工商机关）与工商行政管理所（以下简称工商所）之间的设置方式、权限划分和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省级以下）之间的设置方式、权限划分是不同的，故而，县级工商机关与其上级工商机关的复议范围也是不同的。那么，县级工商机关受理复议案件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即相对人不服工商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时，县级工商机关对工商所作出的哪一些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受理，哪一些不可以受理呢？

按照现行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工商所行使职权时有两种方式，一是上报县局、以局名义作出，二是直接以自己的名义作出。毫无疑问，对工商所上报县局、以局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不服的，其复议机关依法是县级工商机关的上一级机关，即地区级工商机关。然而，当工商所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相对人不服时，县级工商机关可不可以受理其复议申请？可以受理哪一些复议申请？这在实践和理论中，是存在争议的。

一种意见认为，工商所（站、队、分局等）是县级工商机关的派出机构，不是独立的法人单位，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工商所可以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县级工商机关只能受理相对人不服工商所以自己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时提出的复议申请。如果工商所不是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即使以自己的名义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复议机关也不应是县级工商机关。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局市场管理所在2000年1月20日，联合瑞安市城关镇城建监察中队管理无照经营的沙河底菜市场，拆除了部分摊位。沙河底居委会以我局市场管理所违法采取强制措施为由，于2000年2月向我局申请复议。复议期间，沙河底居委会又以我局违法采取强制措施为由，将我局作为被告，向瑞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我局向法院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沙河底居委会既以市场管理所为复议被申请人向我局提出行政复议，同时又以同一理由在复议尚未终结期间将我局列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尽管无论是将我局或将市场所列为被告，诉讼结果可能相同，但沙河底居委会显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复议法》的相关规定，滥用了诉权。瑞安市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根据现行法律，我局市场所不能以自己的名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作为我局派出机构，其行政行为可以视为我局行政行为，因此我局受理沙河底居委会的复议申请本属错误，将我局列为被告没有什么不妥。应当指出，我局提出答辩理由后，瑞安市人民法院是相当重视的，经多次研究并经多方请示，才作出开庭审查的决定。因此，瑞安市人民法院的看法，代表了现阶段审判机关的普遍看法。

另一种意见认为，尽管工商所是县级工商机关的派出机构，尽管它行使的不是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职权，但只要它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相对人不服提起行政复议的，县级工商机关都可以受理。理由是，我国建立和健全行政复议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越权执法本身就是违法行政行为的一种，所以，无论工商所行使了何种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只要这种具体行政行为是以其名义作出的，行政复议机关理应是县级工商机关。当然，按照《复议法》的规定，相对人不服政府工作部门依法设立派出机构以自己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时，也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但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现阶段是实行垂直领导的，县级工商机关是地区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直属机构，因此，相对人不服工商所以自己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时，只能向县级工商机关提出。这样才是《复议法》的本意，符合法律的立法精神。以上述的沙河底居委会诉我局强制措施违法为例，尽管拆除摊拉不是我局市场管理所的权限范围，但既然市场所以自己的名义发出通告、并在市局未知的情况作出了拆除摊位的具体行政行为，那么，无论复议被申请人或者行政诉讼被告，都应该是市场所，而非我局。我局受理相对人的复议申请完全体现了《复议法》的立法精神。很难想象，假设我局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了国务院的具体行政行为，而相对人将朱?基总理告上法庭是怎样的一番法律奇观。瑞安市人民法院的做法显然违背了法律的立法精神和宗旨。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现阶段的工商行政管理法规，除直接规定工商所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外，还有二种例外情形。一种如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所行政处罚职权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的："下列处罚种类和幅度，经县（市、区）以上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可以由工商行政管理所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这种原则上可以由工商所以自己的名义作出，但必须经过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机关为谁，实践中也是有不同看法的。一些人认为，派出机构与设立它的政府工作部门同属一个系统，且在行政关系上和业务关系上均存在密切的领导关系，为了防止部门保护主义，对该种行为提起行政复议，应当向县级工商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首先，县级工商机关依法批准工商所在一定种类和幅度内，可以以自己名义作出行政处罚时，往往采取抽象行政行为形式，即普遍授予下辖工商所都可以拥有这种权利。相对人不服此种行政处罚时，可以对县级工商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一并提出审查申请，但不能直接以县级工商机关为复议被申请人。其次，即使县级工商机关直接参与到具体行政行为中去，批准工商所可以就某个案件在一定种类和幅度内以自己名义作出行政处罚，也并不等于说，这个行政处罚是由县级工商机关决定的。从法律上来说，"决定"和"批准"是由本质区别的。"决定"意味着工商所在该项具体行政行为中丧失了决定权，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作出。而在"批准"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出：第一，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仍是以工商所名义，而非工商局名义；第二，县级工商机关并没有对整个具体行政行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只不过起着许可工商所某种建议的作用，一般情况下，是原则性的、有局限性的，它并不排除对工商所的指导和监督功能。因此，相对人对这种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时的复议机关，仍应是县级工商机关。

另外一种情形比较复杂。如《浙江省取缔无照经营条例》第八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无照经营时，需要实施查封、扣押措施的，应当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决定"，而第十六条规定："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可以由工商行政管理所决定。但罚款一千元以上或者没收违法所得二千元以上的，应当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决定"。如果某工商所在查处无照经营时，既需要实施查封、扣押措施，又只对相对人给予一千元以下的罚款，行政复议机关到底为谁？我们认为，这种情形应分别而论：1、相对人只对工商所的行政处罚不服申请复议，那么行政复议机关显然只能是县级工商机关。2、相对人既不服行政处罚，也不服查封、扣押措施，但直到处罚决定作出后才提起行政复议的，我们认为，这种情形下，行政复议机关仍应是县级工商机关。因为，复议机关保护的是相对人的最终利益，工商所的行政处罚一旦被确认为违法或不当，那么，由查封、扣押措施造成的损失应当一并赔偿。如果查封、扣押措施没有违法或不当，而仅是工商所的行政处罚违法或不当的，显然，相对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施查封、扣押时，其合法权益并没有受到侵害，无论向哪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都意义不大。同时按照我国《复议法》规定，相对人申请复议时，一不能越级申请，二不能同时向两个部门申请，更不能向二个有层级关系的部门申请，三从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完整性来说，也不应当将一个案子拆为两半。为充分体现《复议法》对相对人及时、便民、全面的保护原则，对这种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复议，由县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是最适合的。3、如果相对人仅对查封、扣押措施不服，那么受理复议申请的机关应当是县级工商机关的上一级机关。这与第二种情形中的查封、扣押措施应有所不同。尽管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实施查封、扣押措施都是为了实现工商所的行政处罚的目的，但相对人要求保护的标的显然不同。一种是相对人认为工商所的行政处罚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一种是相对人认为查封、扣押的措施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两者具有明显区别。复议机关在受理复议申请时，不仅要充分掌握法律的原则和精神，还要充分考虑申请人的要求和目的。
行政复议是公民权利的一种救济手段，健全和完善行政复议制度，是推进依法行政的新的重大举措。理顺和明确县级工商机关的复议范围，必将进一步发挥我们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复议制度及时、便民、成本低等优越性。我们认为，尽管在实践和理论中，对县级工商机关的复议范围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议和分歧，但是，县级工商机关可以受理相对人不服工商所以自己名义作出的一切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是符合法律的宗旨和精神的。只有这样，基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才能充分发挥其对下级机构的监督作用，确保规范执法，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二OOO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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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参与人权利保障浅析

刘亚利


　　刑事诉讼参与人，是指除执行职务的司法工作人员以外的依法参与诉讼，享有一定权利和承担一定义务的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过程中，刑事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程度关系到人民法院司法审判的公平正义、司法权威的彰显、以及公信力的提升，意义重大。
　　《刑诉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审判人员可以讯问被告人”。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法官在庭审中应有与侦查人员同样的权力，即对被告人有讯问的权力。但审判人员若站在控方立场上，讯问被告人过多或直接要求被告人直接供述其犯罪经过的话，则存在以下弊端：一是已把被告人当犯罪人看，先入为主，有罪推定。二是作为刑事被告人被控犯罪，应是控方的责任，法官直接让被告人当庭供述犯罪经过，有使被告人自证其罪之嫌。三是法官的庭审地位是居中裁判，控辩式庭审活动就是要使控辩双方‘打架’，庭审法官耐心听诉，努力保持控辩双方平衡，不宜以控方身份要求被告人供述犯罪。这样做，可能使法官有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之虞。当然，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及确实需要查明的案件事实完全可以讯问被告人，这里讲的是要确立自己的中立地位。即使需讯问也应参照侦查人员的讯问方式。庭审实践中，还有的法官直接站在控方一边，如说，“不如实供述犯罪，认罪态度不好，从严处罚”等，给被告人直接施压，尤其对没有辩护人的被告人在心理上会造成较大的压力，心想法官都说我有罪了，如不配合就可能被重判。这种做法，究其根源在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严打”时期过分强调公、检、法配合等多方面因素所形成的。
　　一、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时的处理
　　《刑诉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而实务中，控方包括侦查机关有时怠于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罚或无罪的证据。尤其在刑事公诉一审案件的审理中，公诉人重打击的意识根深蒂固，当然这样意识无疑是正确的，但两者不宜偏废。据笔者所在法院在一审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控方常有怠于提取、提交被告人罪轻证据的情况。尤其在被告人文化水平较低情形下，庭审中难以发现其有从轻情节，但上诉到二审却有新证据证实其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成为二审改判、发回重审的主要原因。严重动摇了一审判决既判力，使一审审判的稳定性、权威性受到挑战，造成司法资源浪费。笔者认为，出现上述这样问题原因较多，作为庭审法官也只能做到明察秋毫，尤其要仔细查证被告人第一次被侦查人员讯问时的笔录，看其是否有自首情节；在被告人陈述其有立功等情节时，法庭应休庭要求公诉方及时提取或法庭协助提取相关证据，否则很容易导致漏掉被告人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由于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取证的能力有限。控方主观上有时也怠于收取被告人无罪或罪轻证据的情况下，一审草率下判，被告人一般不会服判，上诉后极易导致一审案件被改判、发回等情况的发生。
　　二、被害人权利的保障
　　《刑诉法》关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比较笼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被害人只有在人身权遭受损害和财产被损毁后造成经济损失方可提起附带民事赔偿。其它情况遭受的损失，可通过追缴等措施补救。实务中，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可能除经济赔偿难以弥补外，而对关系自己切身利益案件的知情权、参与权也受到较大限制。首先，庭审一般不通知被害人出庭，这无疑变相剥夺其参与指控犯罪的权利。其实在对涉及人身权的被害人来说，应是最直接的目击证人，出庭是其权利又是其义务，实务中，即使被害人做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出庭，也对刑事指控证据不能发表质证意见。其次，对于刑事裁判文书，实践中也并未完全送达被害人，难以保障其对案件判决的知情权，有可能使被害人失去了要求公诉方提起抗诉的机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人们对公诉方指控被告人犯罪依赖度较高，同时被害人法律意识淡漠也是其中原因之一。鉴于以上情形，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应从保护被害人利益出发，尝试被害人出庭指证犯罪和发表质证意见（当然强奸等涉及隐私的被害人例外）。其次要依法及时送达被害人法律文书，赋予其知情权，保障其依法请求检察机关抗诉等权利。当然，要求被害人出庭，还需法律进一步明确规定。
　　三、证人、鉴定人庭审权利
　　《刑诉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宣读鉴定结论，但经人民法院准许不出庭的除外”。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证人、鉴定人一般都应出庭，不出庭当属例外。而实践中，证人、鉴定人出庭的机率极低，出庭反成例外。究其原因，也有审判人员对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观念不强的因素，总认为，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责任在控方，法庭主持庭审即可，从而在实务中，当被告人对被控案件事实或对鉴定结论有异议时，有些审判人员反而要求被告人提出有效抗辩理由和证据。混淆了举证责任应在控方的基本要求，或自觉不自觉地担当了鉴定人的角色。存在这种心理主要是怕麻烦和对被告人权益漠视等多种因素造成的。鉴于此，对被告人有异议的关键证人证言及鉴定结论，审判人员应慎重处置。应严格遵循《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要求传唤证人，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通过当庭质询一些专业性问题或主要事实都会明明白白地呈现于法庭，提高庭审效率和审判人员认证的透明度，同时也消除了当事人与审判人员误解。当然，证人、鉴定人出庭的相关配套法律还不健全，要完善之仍需时日。笔者的意思是审判人员应尽可能创造条件，促使刑事案件证人、鉴定人出庭，增强庭审效果。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