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剑生 浙江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信访处理行为/可复议性/行政复议/信访
内容提要: 认定信访处理行为可复议性的要件是存在一个具体行政行为，该具体行政行为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且该具体行政行为有可决定性。信访类型可以分为批评、建议式信访和行政救济式信访。信访处理行为是行政机关针对信访的行政救济式信访所作出的一种处理。信访处理行为可以分为首次处理行为和第二次处理行为，在第二次处理行为中，又可以分为重复处理行为和改变处理行为。首次处理行为、改变处理行为和撤销处理行为符合可复议性的认定要件。不履行信访处理的法定职责行为具有可复议性。当信访救济与行政复议救济发生竞合时，行政复议应当优先适用。
一、引言
信访，它最初是人民群众的反映意见方式。[1]由于人民群众反映意见的内容有时与自己的权益有关，信访就逐渐分离出一种救济功能，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时它甚至替代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救济制度。[2]多年以来，信访这两种功能杂糅在一起，难分难解，也产生出了诸多的法理与实务问题，如信访处理行为是否具有可复议性，就是一个存疑颇深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与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之间关联紧密，因此，信访处理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它的可复议性认识与判断的方向。那么，法院对此的态度是什么呢？
（一）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
法院在行政诉讼中遇到质疑信访处理行为合法性的个案并非少见。关于信访处理行为的可诉性问题，因信访案件本身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而法院至今仍没有学会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的技术，所以，它一直是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对待之。到了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终于给出了一个将涉访的行政争议案件“推出法院大门”的基本态度：
“信访工作机构是各级政府或政府工作部门授权负责信访工作的专门机构，其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承办、协调处理、督促检查、指导信访事项等行为，对信访人不具有强制力，对信访人的实体权利不产生实质影响。信访人对信访机构依据《信访条例》处理信访事项的行为或者不履行《信访条例》规定的职责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信访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3]
这个“答复”可分为两层意思：（1）对行政机关“登记、受理、交办、转送、承办、协调处理、督促检查、指导信访事项等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以这些行为对信访人“不具有强制力”、“实体权利不产生实质影响”为由，把它们排除在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这层意思与当下主流的行政诉讼法理论基本一致。但是，（2）把“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挤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却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令人玩味不尽：是没有理由可以给出，还是有理由不给出呢？为什么不重复一下（1）的理由呢？难道除了（1）的理由外还有其他什么特别理由？在我看来，最高人民法院在这里做了一个谜，但至今没有给出谜底。这个“答复”虽然是针对行政诉讼的，但是，行政复议机关在判断一个信访处理行为是否具有可复议性时，或多或少也已经受到了它的影响。因为，人们在讨论行政复议的可复议性时，总会与行政诉讼中的行政行为可诉性相比较，而信访处理行为在行政诉讼中是没有可诉性的。[4]但是，在实践中的个案显示，信访处理行为并非当然不具有可复议性和可诉性，[5]这个“答复”内容是有商榷余地的。
（二）指导性案例中的“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在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 [6]这一“参照”确定了指导性案件具有行政法的法源地位。所以，分析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所承载的观点，或许可以找到它在上述“答复”中没有给出的谜底。在信访处理行为是否具有可复议性问题上，2007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杨一民诉成都市人民政府其他行政纠纷案”（以下简称杨一民案）表达了它的观点：
“行政机关驳回当事人申诉的信访答复，属于行政机关针对当事人不服行政行为的申诉作出的重复处理行为，并未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法律效果，不是行政复议法所规定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上述信访答复，申请行政复议，接受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当事人不服该决定，诉请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该不予受理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7]
在杨一民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了一个是否“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法律效果”的标准，用以判断信访处理行为是否具有可复议性。它的逻辑是，先把驳回当事人申诉的信访答复当作一种“重复处理行为”，然后再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第（5）项规定，得出了这种信访答复“并未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法律效果”之结论，所以它“不是行政复议法所规定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但事实是，信访答复并非仅限于“驳回当事人申诉”，[8]这个单一的标准是否可以判断信访处理行为的可复议性并非没有疑问。不过，对照“答复”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信访答复可复议性或者可诉性需要考虑它是否“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法律效果”。
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和“指导性案例”，虽然在信访处理行为是否具有可复议性问题给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判断标准，但是由于信访处理行为本身是一种多重性的行政活动，更需要从这种多重性着手，我们才能针对不同的信访处理行为作出是否具有可复议性的准确判断。
本文将先厘清“可复议性”的判断标准，然后基于《信访条例》的若干法律规范，结合个案，试图解释不同类型的信访处理行为与可复议性之间的关系，附带讨论不履行信访处理法定职责等相关问题。本文所要论证的基本观点是，信访处理行为是否具有可复议性，应当从可复议性的若干要件方面加以综合判断，而不能一概加以否定。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与信访、行政复议相关的官方文件当下仍然处于“保密”状态，本文所引用的如行政复议决定书等资料主要取自于官方网站、公开出版物等。这种选择性公开的官方文件资料它本身的代表性是比较弱的，因而也可能会影响到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二、“可复议性”之认定
（一）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
行政复议作为一种解决行政争议的行政救济制度，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到我们对“可复议性”的解释。关于这个问题，有学者从分析1990年《行政复议条例》的内容着手，得出了《行政复议条例》下的行政复议是行政诉讼的“配套制度”之观点：“1990年12月公布的《行政复议条例》，是国务院为贯彻《行政诉讼法》采取的一项立法措施。……《行政复议条例》在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范围等决定行政复议作用的重大问题上，都以实施《行政诉讼法》的需要为目的，没有超出《行政诉讼法》的设计路线。” [9]这个结论基本符合当时《行政复议条例》下的行政复议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况。但是，1999年《行政复议法》已经改变了这种附属关系，并建立了一个相对独立于行政诉讼的行政复议制度：“《行政复议法》改变了原来配套制度的陈旧思路，以建立我国独立的行政复议制度为基本指导思想。一切制度性设计都从行政复议本身的性质和能力出发，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一个更有效率和更为便利的行政法律救济主渠道。” [10]我同意这一观点。《行政复议法》还新创设的“行政规定一并审查”制度，着眼于更为彻底地解决行政争议。[11]既然行政复议是一种独立解决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那么它在面对行政诉讼制度时，也不必亦步亦趋。它可以依据自己的功能来确立“可复议性”的认定要件。
在行政复议程序中认定一个行政活动是否具有“可复议性”，需要以明确行政复议的功能作法理的铺垫，才可能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1999年《行政复议法》第1条规定：“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是讨论行政复议功能的规范基础。《行政复议法》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置于“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之前，表明行政复议还是一种行政救济制度，而不仅仅是行政机关系统内部的一种自我监督机制。[12]如果为了突出前者的行政救济制度的功能，后者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前者的“反射效果”或者手段，这或许更符合立法本意：“强化对复议活动的监督，严格法律责任，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快捷、便民，又不需要老百姓支付复议费用的优点，使行政争议尽可能解决在行政机关内部。” [13]2007年《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复议条例》）第1条规定：“为了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建设法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制定本条例。”这部《复议条例》作为《行政复议法》的实施性法规在它的第1条中，进一步明确了行政复议的功能在于“解决行政争议”。虽然它与《行政复议法》第1条的表述字面略有不同，但是它的核心要旨仍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且将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于解决行政争议，也与国家当下的社会治理大政方针一致。
（二）“可复议性”之认定要件
既然行政复议的功能在于解决行政争议，那么，“可复议性”的认定要件必须满足这一功能的需要。关于“可复议性”的认定要件，我们至少应当考虑如下三个方面内容：
1．行政复议的客体。《行政复议法》以“具体行政行为”为行政复议的客体，但它没有对“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一个明确的法律解释，以至于学术上纷争四起，难定一尊。一种较为权威的学理解释是，“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针对特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的影响其权益的决定或者措施的行为。”[14]根据这一解释，我们可以发现，具体行政行为其实包括了学理上通常所说的“行政法律行为”和“行政事实行为”两大部分的内容。之所以“具体行政行为”还包括行政事实行为，是因为有的行政事实行为也会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益。这部分行政事实行为符合这一解释的要求。
在实务中，是否存在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之事实，也经常被当作判断是否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一个要件，如前述的“杨一民案”。又如，在吴述英等与信丰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纠纷上诉一案中，法院认为：“中共信丰县委、县政府信访局、信丰县建设局、信丰县国土资源局、信丰县房产管理局于2004年11月22日作出的信访字（2004）4号文件：《关于‘一江两岸’一期建设工程被拆迁户张德英、何先焕等人信访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是针对‘一江两岸’被拆迁上访户吴述英等人提交的‘议题’涉及的问题作出的信访答复行为，它对上诉人吴述英等人的权利和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是具体行政行为，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6条规定的复议范围。被上诉人信丰县人民政府据此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书》于法有据，本院应予支持。”[15]可见，可复议的客体是指包括了行政法律行为和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政事实行为在内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实务中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观点。如果行政事实行为没有给行政相对人产生权益上的影响，那么，它就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2．受影响的权益是“合法权益”。《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11项规定，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所谓“合法”，即符合现行法律体系。合法可以分解为“积极合法”和“消极合法”两种情形。前者为现行法律体系所认可，后者则是现行法律体系不否认，故“消极合法”本质上是“正当”的另一种表述。[16]所谓“权益”是权利和利益的合称，[17]它是指包括但不限于人身权、财产权的其他所有权益。与《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8项的规定相比，在行政诉讼中，被诉行政行为可诉性中的“合法权益”一般被限定在人身权、财产权之内。 [18]虽然在实务中这一规定在某些个案中被突破，但在规范意义上它并没有完全改变。所谓“受影响”是“具体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为现行法律体系所认可或者不否认的权益状况，在法律上产生了减少、否定等情形。这种情形在事实上是否已经发生，暂且不论。
3．“具体行政行为”有可决定性。所谓可决定性，即依照现行法律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可以作出能够在法律上彻底解决行政争议的复议决定。如果行政复议机关对一个行政争议没有法定依据可以作出复议决定，那么，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就没有可复议性。比如，对上个世纪50-60年代因修建水库的移民等问题作出的信访处理行为，由于现行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如何处理，复议机关也就无法作出复议决定。这样的信访处理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但可以判断为不具有可决定性。
三、信访处理行为与可复议性
（一）信访的类型
《信访条例》第8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 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根据这一规定，信访类型可以分为：（1）批评、建议式信访。它包括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等信访活动。这种类型的信访内容，通常与信访人个人权益没有直接关系，或者说，它是一种“公益性信访”。比如，若干村民通过信访批评本村干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工作方式。因此，此种类型的信访，是国家与人民之间信息沟通的方式之一，也可以看作是人民参政议政的法定形式。（2）行政救济式信访，即投诉请求。[19]信访人为了自己的权益，向有法定职权的行政机关提出保护其权益的一种请求。这种信访方式多为申诉、控告和检举，因此，它往往会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救济程序发生竞合。
信访的宪法依据可以上溯到《宪法》第41 条。该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照《宪法》的这一规定，它第1句可对应于“批评建议式信访”，第2句可对应于“行政救济式信访”。因此，《信访条例》可以看作是《宪法》规定具体化的行政法规之一。该条第2款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这一款的规定是前款的保障性条款，旨在落实前款规定的基本权利。基于对这一规定分析，本文获得如下一个结论：对于“行政救济式信访”，行政机关负有“处理”义务。它是程序法上“回复”义务，行政机关不作回复，将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这样的解释也与《信访条例》第32条的内容相一致。因为该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仅针对投诉“请求”才作书面答复，对其他信访并没有程序上的回复义务。因此，行文至此，本文给信访处理行为作定义如下：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人的“行政救济式信访”——投诉请求——所作出的一种处理。
（二）信访处理行为：第32条
《信访条例》第32条规定：“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经调查核实，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处理，并书面答复信访人：（1）请求事实清楚，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予以支持；（2）请求事由合理但缺乏法律依据的，应当对信访人做好解释工作；（3）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或者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不予支持。” 如前所述，信访处理行为是为了回应信访人的“投诉请求”，因此，《信访条例》从处理主体（“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事实认定（“调查核实”）、法律适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规定”）和法定程序（“书面答复”）四个方面的要件——行政行为合法要件——作出规定，要求行政机关分三种情形作出信访处理。根据信访处理的内容，它可以分为：
1．首次处理行为。即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人的投诉请求的事项，在法律上作出首次的处理。如钟惠霞不服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信访答复一案。在此案中，钟惠霞就中信银行杭州庆春支行在办理业务时存在着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给其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失一事，向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投诉，要求依法处罚。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经调查核实之后，作出了“根据我们核查所掌握的情况，对照当时金融法律法规，没有证据表明中信银行杭州庆春支行存在构成处罚条件的违法行为；对日常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我局将通过监管谈话的方式要求其加强管理”的信访答复。钟惠霞不服此信访答复，向中国银监会申请复议，中国银监会依法受理并作出了维持被申请人答复的复议决定。[20]在本案中，钟惠霞以信访投诉的方式，请求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处理中信银行杭州庆春支行在办理业务时存在着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经调查核实，浙江监管局作出了“不予支持”的信访处理。在实务中，针对如钟惠霞这样的投诉请求，经调查核实如投诉请求成立的，则将投诉请求及调查核实的材料作为行政处罚立案的依据，随即启动行政处罚程序。
2．第二次处理行为。即针对信访人因不服其他机关已经作出的处理结果不服，经投诉请求，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第二次信访处理。根据第二次处理行为内容上的不同，我们又可以把它分为：（1）重复处理行为。即不改原来处理的事实、依据或者结果的信访处理。如在陆某不服某区房屋土地管理部门信访答复案中，2002年5月，陆某对某区房屋土地管理局1994年5月就他父亲的房屋产权复查的结果提出信访。2002年6月该房屋土地管理局就1994年复查档案记载的事实及处理决定等有关情况对陆某作了说明性的答复并要求陆某履行1994年复查决定。陆某不服该答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复议机关认为，对此类行政机关就历史遗留问题的说明性答复或重复处置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 [21]在本案中，房屋土地管理局的“说明性的答复”，仅仅是对1994年一个复查结果的说明，内容上具有“重复性”。（2）改变处理行为。即行政机关改变了原处理行为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或者处理结果，本质上是对信访事项作出了一个新的处理决定。
（三）信访处理行为：第34、35条
《信访条例》第34、35条分别规定了对依照第32条作出的信访答复的复查、 [22]复核 [23]处理行为。结合《信访条例》第32条之规定，答复、复查、复核构成了信访三级终结制。与前述“第二次处理行为”一样，行政机关作出的复查、复核处理行为在内容上如果与被复查、复核的信访答复一致的，则为重复处理行为。如在刘某不服某省公安厅信访事项复核处理案中，2005年7月19日、26日，刘某两次到某公安分局信访，要求公安机关对黑社会人员假扮记者投毒一事立案侦查，并依法处理其母亲王某被打伤一案。某公安分局8月3日出具“已调查，证据不足，不予立案”的答复意见，8月28日出具“双方不能达成调解协议，建议到法院诉讼”的答复意见。在刘某到某省公安厅上访后，该省公安厅作出复核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维持某市公安局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刘某向公安部申请复议，公安部以不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24]在本案中，省公安厅“维持某市公安局的信访事项答复意见”，本质上是一种重复信访答复，没有改变原信访答复的内容。反之，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复查、复核处理行为在内容上不同于被复查、复核的信访答复的，则属于改变处理行为。实务中个案不多见，但是规范性文件却有明确规定。如《沈阳市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法》（2010）第19条规定：“复查（复核）机关按照下列规定做出复查（复核）意见：（1）处理（复查）意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理适当的，予以维持；（2）处理（复查）意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错误、处理明显不当的，责令办理（复查）机关重新办理或直接变更处理（复查）意见。”行政机关依照这一规定中的（2）作出复查、复核，即为改变处理行为。
还有一种特殊情形，即撤销处理行为，它在法律上消灭了被复查、复核的信访答复。如《山东省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法》（第204号令）第21条第3项规定：“被申请人未依照本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作出处理、复查意见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处理、复查意见没有证据、依据，决定撤销。” 前述《沈阳市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法》（2010）第19条规定中的“责令重新办理”，因它必须以撤销原答复为前提，所以本文将它可以归入撤销处理行为之中。
小结：结合本文第2部分“可复议性”要件的论证，本文的结论是，首次处理行为、改变处理行为和撤销处理行为三类信访处理行为符合行政复议的可复议性的认定要件，具有可复议性，而重复处理行为则没有可复议性。如下表：
法条 类型 可复议性
第32条 首次处理行为 有
第二次处理行为 重复处理行为 无
改变处理行为 有
第34条
第35条 复查处理行为
复核处理行为 重复处理行为 无
改变处理行为 有
苏州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
苏州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
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7号
《苏州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已经2001年8月3日市政府第80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
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苏州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管理，积极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苏州市市区建成区范围。
第三条 苏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
市、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执法局）是本级政府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具有独立的执法主体资格，行使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查处违法行为，并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第四条 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原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不得再行使已由执法局集中行使的行政处罚权；仍然行使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一律无效。
第五条 市执法局设立直属执法大队和督查大队，以市执法局名义执法；区执法局设立若干执法中队，以区执法局名义执法。
第六条 区执法局实行双重管理：
（一）区政府（管委会）负责区执法局人员行政关系、工资关系和组织关系的管理；
（二）市执法局负责区执法局的业务指导、协调、考核、督查和应急调度、指挥；
（三）区执法局负责人由区组织部门考察，充分听取市执法局的意见后，由区按规定程序任免。
第七条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符合国家公务员的条件，采取考试、考核的办法，实行公平竞争，择优录用；行政执法人员实行全员聘任，对不胜任执法岗位的，应当予以解聘。
第八条 市、区执法局所需经费列入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由财政全额拨款，不得以收费、罚没收入作为经费来源。
第九条 执法局相对集中行使市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全部行政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权和市区规划、绿化、工商、环保、市政、水利（水务）、公安交通管理方面部分行政处罚权。
第二章 市容环境卫生方面
第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给予警告、罚款外，还可扣留作业工具：
（一）随地吐痰、便溺，乱扔烟蒂、果皮、纸屑等废弃物，乱倒污水的，处10元以下的罚款；向道路、水塘等地乱倒垃圾、污水、粪便和其他废弃物的，处以10元至100元罚款；
（二）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涂写、刻画或者未经批准张挂、张贴宣传品等的，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未经批准在主次干道上拉挂横幅、标语等物品的，每处处以10元至100元罚款；
（三）在主次干道临街建筑物的阳台和窗外摆设、堆放、吊挂有碍市容物品的，处1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
（四）不按照规定的时间倾倒垃圾、粪便的，处10元以下的罚款；不按照规定的地点倾倒垃圾、粪便的，处每次1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不按照规定的方式倾倒垃圾、粪便的，处10元以下的罚款；不按照规定的方式倾倒垃圾、粪便，造成污损的，处1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五）运输液体、散装货物不作密封、包扎、覆盖，造成泄漏、遗散的，按照被污染道路的面积，结合污染程度，处每平方米5元以上10元以下的罚款；
（六）临街工地不设置护栏或者不作遮挡、停工场地不及时整理并作必要覆盖或者竣工后不及时清理和平整场地，施工场地污水污泥外溢，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七）将有毒有害垃圾倒入生活垃圾容器内或者任意排放、遗弃的，处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八）在露天场所和公共垃圾容器内焚烧树叶等废弃物的，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九）摊点的经营者不能保持周围环境卫生的，处1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
（十）机动车带泥在市区行驶的，处5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一条 未经批准擅自饲养家畜家禽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的，责令其限期处理或者予以没收，并可处每只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罚款：
（一）擅自设置大型户外标语牌、画廊和牌匾，影响市容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所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市容的，按违法占地面积处每天每平方米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三）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未按照批准的拆迁方案进行拆迁的，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擅自设置商亭、摆摊设点，影响市容的，处5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三条 对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由执法局会规划局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拆除的，由市、区政府批准后，由执法局组织强制拆除，并可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四条 损坏各类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责令其恢复原状，可并处被损坏设施造价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按以下规定处罚：
（一）在公共场所乱涂乱贴的，每处（张）处以20元至200元罚款；
（二）店容店貌不洁的，处以100元至1000元罚款；店名、标牌破损，有缺字、残字、错字的，处以50元至500元罚款。
第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立即清除、采取补救措施外，还可以处以20元至200元罚款：
（一）车辆装卸货物后不及时清理场地，影响环境卫生的；
（二）单位和个人存放垃圾已孳生蝇、蛆的。
第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履行卫生责任区清扫保洁义务或者不按照规定完成清运、处理垃圾和粪便的，处1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及时清运垃圾、粪便，或者化粪池、储粪池满溢不及时清除疏通的；
（二）化粪池、储粪池的产权单位不按规定申报登记、定期清理，造成粪便满溢的；
（三）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不按规定办理垃圾处置手续，随意堆放、倾倒建筑垃圾、工业垃圾、营业垃圾，影响环境卫生的；
（四）未按规定设置或者擅自拆除、占用、迁移、封闭环境卫生设施的。
第三章 城市规划方面
第十八条 拆除未经规划审批，擅自占用市区广场及道路搭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
第十九条 未经规划批准，在道路两侧建筑物上开门、开窗、进行门面装修、擅自悬挂店招店牌，影响城市景观的，责令其恢复原状或者限期拆除，并可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 住宅小区、新村内、街巷两侧未经规划批准擅自搭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予以限期拆除或者没收。
未经批准擅自建造户外广告专用设施、设置户外广告，予以限期拆除或者没收。
第二十一条 本章中需拆除或者恢复原状的，可责令行为人在一定期限内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经市、区人民政府批准，由执法局组织强行拆除，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费用由行为人承担。
第四章 城市绿化方面
第二十二条 按照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使除园林、风景名胜区、单位绿化及古树名木保护以外的行政处罚权。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损害城市绿化及其附属设施行为之一的，责令其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并处赔偿额1至5倍的罚款：
（一）在草坪、花坛、绿地内设摊搭棚、堆物堆料、乱倒乱扔垃圾、取土堆土、排放污水污物、晾晒衣物；
（二）在树干上钉钉、缠绕铁丝；
（三）践踏绿地、攀折树枝、采花摘果、剪取种条、偷取草花盆花；
（四）擅自砍伐、移植、截杆树木的；
（五）其他损害城市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擅自占用绿化用地的，责令限期退还、恢复原状，可以并处所占绿化用地面积每平方米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擅自在绿地及其外围20米范围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责令限期迁出或者拆除；对不服从管理的商业服务摊点，给予警告，可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章 工商行政管理和环境保护方面
第二十六条 对在城市道路、公共场所、新村小区和市场外围无合法固定经营场所的无照经营者，责令其停止经营活动，可视情节没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噪声污染防治管理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可以并处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一）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发出高噪声招徕顾客的；
（二）在市区的机关、医院、学校、科研单位、住宅等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使用广播喇叭或在服务加工活动中产生噪声污染环境的。
第二十八条 违反大气污染管理规定，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等物质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20000元以下罚款。
第六章 市政、水利（水务）、和公安交通方面
第二十九条 在城市道路范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处以20000元以下的罚款，损坏市政设施的，责令其向产权单位赔偿修复费用：
（一）未经批准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
（二）未经批准在城市道路上建造建筑物、构筑物；
（三）未经批准在桥梁或者路灯设施上设置广告牌或者其他挂浮物；
（四）未在城市道路施工现场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围设施的；
（五）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后，不及时清理现场的。
第三十条 城市道路（包括人行道、地下通道）上禁止下列行为：
（一）封闭、占用道路、广场和市政留用空地建造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
（二）搅拌水泥砂浆、混凝土及其他拌合物；
（三）擅自在人行道上开设车行坡道或开辟进出单位道口；
（四）在路面埋设地锚，进行焊接、切割、破碎金属、抛卸重物等作业；
（五）经营者超出门窗和外墙设摊经营的；
（六）不按规定停放机动车辆的；
（七）其他损坏、污染、侵占城市道路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有第三十条禁止行为之一的，视情节轻重，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承担清除的费用、向产权单位赔偿修复费，并且可以按照下列标准处以罚款：
（一）情节轻微，或造成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损失的，处以100元至500元罚款；
（二）情节一般，或造成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损失的，处以500元至5000元罚款；
（三）情节严重，或造成5000元以上损失的，处以5000元至20000元罚款。
第三十二条 对影响河道景观的各类违法建（构）筑物，责令原建设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改建或者拆除，逾期拒不改建或拆除的，由执法局会有关部门强行拆除，费用由行为人承担。
第三十三条 在河道保护范围内，堆放、倾倒、排放易燃易爆及含有放射性、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等危及河道及其设施安全的危险物品的，责令停止侵害行为，消除隐患，赔偿损失，并可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在河道保护范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立即改正，给予警告，并可处以50元以上500以下罚款：
（一）倾倒垃圾、粪便、污染物及其他废弃物；
（二）洗刷马桶、痰盂、油类容器、腐臭物品及污染水体的机具、车辆；
（三）擅自直接排放生活污水；
（四）在古城区河道停泊船只作营业场所；
（五）排放经营性宰杀畜禽、水产品的污水污物；
（六）在沿河护栏、杆线及建（构）筑物上悬挂有碍景观的物品。
第三十五条 装运建筑材料、农副产品、废品和生活垃圾的船只未按规定在指定码头停泊装卸的，将垃圾、废料、污物侵入河内的，责令立即改正，给予警告，并可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在公共场所不按规定停放非机动车辆的，处5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第七章 工作配合与协调
第三十七条 市执法局负责市政府规定区域的执法，区执法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市管区域外其他区域的执法。
市执法局视执法任务需要有权统一调度区执法中队，区执法局应当服从调度和指挥；区因执法任务需要临时增加执法人员的，可报请市执法局予以调度。
第三十八条 市城管、规划、市政、水利（水务）、环保、绿化、工商、公安等有关部门在办理相关行政审批手续时，应当按下列规定将结果抄告市执法局：
（一）设置大型户外广告设施及在市区道路两侧和公共场所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设置店招店牌和灯光等其他设施的，市规划、城管部门在批准后应当将结果抄告市执法局；
（二）在市区设置临时市场和摊点，在道路两侧设公共广告栏的，城管部门在审批前，工商等部门在发执照后应当将结果抄告市执法局；
（三）在城市道路两侧和公共场所设置停车场（点）的，市公安、城管部门在批准后应当将结果抄告市执法局；
（四）对占用市区道路的，市公安、市政、城管部门在批准后应当将结果抄告市执法局；
（五）在市区城市道路两侧和新村小区动用绿地的，市绿化部门在批准后应当将结果抄告市执法局；
（六）市政府规定应当抄告市执法局的其他事项。
对前款规定以外的事项，市有关部门认为需要市执法局知晓的，应当抄告市执法局；市执法局依法履行执法职责时，需要了解未经抄告事项的，可向市有关部门查询，市有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及时告知有关情况。
第三十九条 市执法局在执法过程中发现行政违法行为属于市城管、规划、市政、水利（水务）、环保、绿化、工商、公安等部门处罚范围的，应当及时告知有权部门处理。
市城管、规划、市政、水利（水务）、环保、绿化、工商、公安等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发现行政违法行为属于市执法局处罚范围的，应当及时告知市执法局处理。但市公安部门在执行紧急、重要公务时，对侵占城市道路的行为有权依法排除妨碍。
第四十条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市政府法制机构牵头，市执法局、城管、规划、市政、水利（水务）、环保、绿化、工商、公安等部门和区政府（管委会）参加，定期通报执法情况，协调解决执法中的有关问题。
第四十一条 公安部门负责及时处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活动中的治安事件。
第八章 执法与监督
第四十二条 同一违法行为违反本办法若干处罚规定的，执法局按其中处罚最重的一项规定进行处罚。
第四十三条 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取得行政执法证件后方可执法。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证件由市政府法制机构统一管理。
第四十四条 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统一着装，佩戴统一执法标志。
第四十五条 执法局应当坚持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确保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第四十六条 执法局给予行政违法行为人罚款处罚的，应当依法实行罚缴分离。
第四十七条 执法局应当实行政务公开，主动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第四十八条 执法局应当建立行政执法人员定期交流、轮岗制度，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效率。
第四十九条 市、区政府应当加强对市、区执法局的监督。
市执法局发现区执法局对行政违法行为应当查处而未查处的，应当责令其依法查处，必要时也可直接查处；发现区执法局对行政违法行为查处有错误的，应当责令其进行改正。
第五十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市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向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区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向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向市执法局申请行政复议。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拒绝、阻挠执法局的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执法局实施行政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教育、调离岗位或行政处分；其中第（二）、（三）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没有法定行政处罚依据的，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或者违反法定行政处罚程序的；
（二）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的；
（三）行政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昆山市开展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相关工作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1年10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