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关于集资诈骗罪的死刑思考

王耀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犯本节第一百九十二条、一百九十四条、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之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就意味着刑法199条将集资诈骗罪列入可适用死刑的范围，从立法上赋予了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处罚权。但关于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是否合理问题，存在着不少争论。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问题进行探讨。
1、集资诈骗罪死刑刑罚的立法由来
在原79刑法中，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这在当时我国金融领域犯罪较少的情况下，立法考虑是适当的，也是同国际刑事立法惯例相近的。但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确立和金融市场的逐步发达，金融领域犯罪，尤其是集资诈骗犯罪日益猖獗。因此在1995年，针对我国金融领域犯罪突出，危害严重的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起草出台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草案。在此草案中，只对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伪造货币罪将原刑法规定的最高法定刑由无期徒刑提高到死刑，而当时对集资诈骗罪的最高法定刑，规定为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1）而在进一步征求《决定》草案的意见时，有的委员、地方和单位提出，当前一些犯罪分子以集资为名，在社会上进行集资诈骗，并将骗得的巨款卷逃、挥霍的犯罪情况较为突出，这类犯罪活动严重破坏金融秩序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秩序，影响社会稳定，故建议对《决定》草案中的集资诈骗罪增设死刑。（2）此举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注，最终在八届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在通过《决定》时，接纳了上述意见，将集资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列为死刑。而97刑法在修订时，则在“对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原则上不减少也不增加”（3）的原则指导下，对集资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继承了死刑规定。
2、集资诈骗罪规定死刑立法适用的争论
97刑法保留对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处罚，对此理论界颇有争议。粗计共有以下观点和理由：一是认为从刑法单列集资诈骗罪，并不必然导致死刑的适用。这种观点主要认为刑法将集资诈骗罪从诈骗类罪中分立出来，是强调对此类犯罪打击重点的突出，这本身就已说明了刑事立法对集资诈骗犯罪的重视，但这种重视不能必然的导致死刑的适用；二是认为集资诈骗罪诈骗数额和损失与死刑适用并不罪刑相当，其理由是刑事立法不能受唯数额论的影响，这样规定和刑法总则第48条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规定相矛盾；三是认为集资诈骗罪中的被害人也就是被骗者有过错，设置死刑大可不必。这种观点的理由是集资诈骗的得逞与被骗者自身的过错有关，这也符合刑事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有明显过错的一般不对犯罪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司法惯例；四是认为集资诈骗罪死刑的适用与轻刑化，尤其是金融领域内犯罪的轻刑化、非犯罪化的世界潮流相抵触。上述观点均有其各自一定的合理性，但对集资诈骗罪现阶段保留死刑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上，笔者不敢苟同上述观点。
3、我国社会现阶段保留集资诈骗罪死刑处罚手段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1）从死刑的刑罚目的上讲
刑罚的主要目的在于征罚和预防，而我国刑法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预防犯罪。（4）因此我们切不可忽视、否认刑罚对于集资诈骗罪的预防作用，否则就会把“刑罚无用论”的错误观点引入集资诈骗犯罪这一特殊领域之中。我们应该客观、辨证的分析刑罚对集资诈骗罪的预防作用。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期，社会、经济环境的多元性、复杂性的客观状况，做为最严厉的刑罚死刑，对于预防我国集资诈骗犯罪的发生，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集资诈骗罪在现阶段保留死刑处罚手段是必要的。这是因为： 我国目前兴起的商品大潮,刺激着成千上万的人近不急待的进入金融市场,求得资金聚集进而升值,但当一部分不稳定分子通过正当合法途径达不到这一目的的时候,就会实施集资诈骗等犯罪.。死刑的保留，尤其是对以往的罪行极其严重的集资诈骗犯罪人适用死刑，很大程度上震慑了社会上潜在的集资诈骗犯罪人和意图实施集资诈骗行为的不安定分子，促使他们权衡犯罪成本，即犯罪所得的利益与遭受刑事处罚的损失，从而抑制其犯罪动机，迫使他们放弃犯罪，或不敢以身试法。同时，对以往的集资诈骗犯罪人适用死刑，可以影响、作用于其他的金融市场主体，这也是一个法制教育过程。另外，通过死刑的保留和运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抗集资诈骗犯罪的传染力。
（2）从集资诈骗罪的实践特征上讲
结合集资诈骗犯罪的实践特征，尤其是其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和“民愤”特征来看，集资诈骗罪现阶段也有必要保留死刑。一是从集资诈骗罪的案发地域范围来看，一般都以犯罪地域广为特征，有的甚至涉及全国。由于集资诈骗犯罪涉及的地域广，受害群范围大、影响大，较之犯罪涉及范围小的其他诈骗案，更容易引起普遍地域上的“民愤”；第二是从被骗者的对象和数量上看，被骗对象众多是又一特征。众多被害人经济损失严重，反应强烈，又由于众人的相惜性，趋众性，往往会聚众集合，表达其不满。他们冲击国家机关、聚众闹事、游行，更有甚者发生严重的暴力冲突，严重冲击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而且给人民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造成严重影响。如发生在浙江乐清的陈家清“抬会”案件，有20多万人参加集资，在“抬会”被取缔后, 由于集资者拿不回集资款,发生了多起绑架,非法拘禁等暴力事件,致使二十余人丧生,伤者无数，社会秩序几乎完全失控。（5）三是从诈骗者的行为讲,虽然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部分集资诈骗人大肆挥霍集资款,携款潜逃，这较其他占有方式性质上严重的多,因而可考虑死刑的适用。
（3）从立法技术上讲
集资诈骗罪与诈骗罪存在法规竞合的情况，其两者是特别法和普通法的关系。刑事立法技术上，集资诈骗罪的特别法特别在：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对个别金融诈骗犯罪的重视与打击的重点，另一方面，集资诈骗罪独立于诈骗罪的意义还在于其法定最高刑与普通诈骗罪不同，即死刑的适用。因此，如果放弃集资诈骗罪死刑的法律规定，会使集资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的竞合情况加重，影响到集资诈骗罪从立法技术上存在的合理性。
4、用发展的观点来评价，集资诈骗罪死刑刑罚的撤销，将是历史的必然。
（1）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崛起，社会正义的内容和国家功利目的随之改变，刑法的政治功能也向经济功能转变。刑罚轻缓化，尤其是金融犯罪的刑罚趋缓化是大势所趋。
（2）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向国际社会的融合，与世界接轨进程的加快，我国立法为解决冲突将进行必然的调整。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刑事立法，尤其是对金融诈骗犯罪的处罚，属最为严厉的。如：法国刑法典中第313、312条规定对金融诈骗犯罪和普通诈骗罪都是最高处到7年监禁并科500万法郎罚金，而我国刑法规定的包括集资诈骗罪在内的8种金融诈骗罪中有4种是可以适用死刑的。因此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处罚，有可能成为解决冲突问题进行立法调整的必然选择。同时，由于我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正式签署加入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公约》所确立的限制死刑适用，直至根本废除死刑的原则和目标，亦当然对我国的刑事立法产生约束。但死刑的废除，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集资诈骗罪死刑立法问题应有一个渐进的，符合我国国情的解决过程。
（作者工作单位郑州市人民检察院）


（1）参见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顾昂然《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2）参见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3）参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
（4）参见马克昌著《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64页，
（5）参见广州市公安局、广州警察学会课题组《金融风险-危及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广州警察之声》99年第3期。


谈法官职业化建设


张弘默


我所理解的“法官职业化”简而言之就是法官这项职业的专业化。“法官职业化”这个概念的提出有其内在因素和与之相适应的外部环境，这是因为：一方面是法官这项职业的特定性质决定了它必将走向职业化道路；另一方面，正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者必须相适应一样，法官职业化建设也必须同当前的法制建设进程相适应。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通过法官的审判活动，惩办一切犯罪分子，解决民事、行政纠纷，从而保护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受侵犯。由此可见，法官是公民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寻求司法救助的唯一对象，他必须能够对向他求助的公民实施救助。同时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要求法官具有更专业化的法律理论和实践经验，来胜任审判活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进程也是一个国家法制建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
　　一、对职业化法官的理解
　　一名职业化的法官，他首先要对法官这个概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法官是人民法院（国家审判机关）中从事审判工作的人员。根据宪法规定，国家机构的组织体系是：（一）国家权力机关。（二）国家行政机关。（三）国家审判机关。（四）国家检察机关。以上四个国家机构之间在形式上是并列的，同时各类各级国家机关根据其性质、地位、产生办法以及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分工合作，相互配合，从而有效地进行国家机关的各项工作。
　　在我国的法制现实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国家行政机关中对国家公务员的行政管理机制、管理方法及人员编制从以前的完全适用于审判机关，到现在的行政管理模式和《法官法》并列适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审判机关的法官和行政机关的公务员因工作需要或职务升迁等各种原因可以在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相互流动，由此产生的后果则是法律人才的流失，而公务员到法院之后又需要重新进行学习和培训，从而在人力和物力资源上造成浪费。另外，象行政机关组织的干部下乡、扶贫救困等活动也经常从法官队伍中抽调人员，这种情况的形成，主要还是“国家机关干部是一家”的传统观念在作祟的缘故。
　　从司法独立的角度上来看，我国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我国审判机关的首要工作原则。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法制水平以及其他历史原因，在审判实践中，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行政干预的现象。另外，司法独立不仅仅是审判机关和外界之间的独立，它还包含着上级审判机关和下级审判机关之间的独立。而当前在审判机关所实行的错案追究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使下级审判机关因为怕办错案而不敢于独立地去行使审判权，同时也是为了不办错案而放弃司法独立权向上级审判机关汇报、请示，这也是造成司法不能独立的原因之一。
　　法官职业化对于法官队伍的专业化来说，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使法官完全依照《法官法》，从法官的职责、义务和权利以及法官的任免、培训等方面对法官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并且根据法官的德才表现、业务水平等按四等十二级的设置逐级晋升，摆脱行政机关对公务员的那种行政职称管理模式。同时法官职业化对促进司法独立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虽然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即使职业化（除非审判机关的机构垂直、财政垂直）也不能完全避免行政干预，但至少对避免行政干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法官职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化过程中，将会使各项配套制度更加完善（如在没有证据证明法官有徇私情、私利的情况下，即使被上级改判也不为错案），进而真正实现上下级审判机关间的司法独立。
　　二、对职业化法官的业务要求
　　“法官”，顾名思义就是掌管法律的人员。它已从我国古代集行政、司法于一身的奴隶、封建官员身上分离出来，并将其职权赋予到现代社会审判机关的法官身上，成为一种义务和权利。说它是义务，是因为要求法官在审判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来维护国家、公共和个人的利益，不得徇私枉法，并且要接受法律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说它是权利是因为法官可以依法履行法官的职权、获得报酬、享受保险福利等待遇，并有辞职的权利。因此，现代意义上的法官仅仅是熟悉并掌握法律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审判工作的专业化人员。
　　要想成为一名职业化法官，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条件并通过特定部门组织的资格考试等程序。一名优秀的法官，他首先要深谙自己所在部门的法律，并且能够熟练运用，只有这样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次，正如“诸葛亮七禽孟获”一样，如果仅仅是以法律的强制力，通过判决的形式办结一个案件，我认为这只能说你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如果能通过法官办结的一个案件，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作用，使当事人发自内心地悔罪或认错，自动地去积极履行判决并起到法制宣传教育作用，我认为这才是一名优秀的法官。这就要求法官不仅要熟悉法律，同时还要深刻领会法律的立法精神和制订法律时的立法宗旨。
　　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一直贯彻“教育为主，惩治为辅”这一原则。这与现在一些法律工作者主张将人文关怀理念融入法律审判工作的观点不谋而合，其根源可追溯到儒家的“德治”思想。而我们的法制建设就是要在“德治”思想和“法治”思想之间寻找一个切合点，特别是在审判实践中，就要由法官凭其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素质来把握这个切合点作出判决。职业化的法官他不是高高在上、面无表情的司法工具，而是充满温情、能够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为其考虑问题，同时他还能够公正履行自己职责的法官。因为法的渊源之一即是道德，法律条文只是道德上升为法的初级阶段，只有全体国民在法律的指引和约束下去适应法律，从而提高全民的自身素质和道德修养，再以提高后的道德素质促进法制建设更加完善，并形成良性循环。如某法官在审理一起离婚案件时，女方因男方不思进取，且双方性格不和经常吵架，几经交谈后仍无效遂起诉离婚。当女方去律师事务所咨询时，律师告诉她因为没有殴打等法定情节，第一次到法院起诉可能不会判离。这个案件分到承办人手里后，经充分了解实际情况证实原告所诉属实最终经调解离婚。这位法官告诉我民事上判决离婚的标准是夫妻感情是否破裂，该案虽然是经双方同意后调解离婚的，但在审理的过程中，根据查证的情况完全可以证实原告在精神上所受到的压抑。这位法官审理的另一起离婚案件中，夫妻双方因家庭琐事互不相让，以致走上法庭。在庭审结束时，双方的态度都还特别强硬。承办法官分别站在双方当事人的位置上，从两人的感情、子女成长以及各自将来的生活等各方面分析利害，最终作为原告的女方承认是自己的一时意气才起诉离婚，并撤回了起诉。后来这对夫妻还和法官成了朋友。这位法官就说：“我在办案时首先以法官的眼光来看待案件，然后再分别站在双方当事人的角度分析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从中寻求最有利于双方当事人的解决方案。”
　　三、对职业化法官的道德要求
　　对法官的道德要求是法官职业化进程中的软件建设，通过提高法官的自身修养和其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来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
　　无论是建国前的“整风运动”还是建国后的“三反”、“五反”运动，其目的都是通过转变工作作风干好不同阶段的革命工作，而我们当前审判机关的职业道德建设，也同样是通过改变审判作风来提高司法工作效率。在司法审判实践中，个别法官仍然抱着“官老爷”的心态，对来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一副官僚作风。有的法官由于没有明确自己在法庭中的地位，在法庭上不能很好地驾驭庭审活动，但为了查清事实，不得不走回纠问式的庭审模式；有的法官由于法律素质和自身能力问题，不能很好地处理庭审中遇到的突发事件，以致于当庭训斥当事人甚至和当事人发生争吵等现象，这些现象也许不会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审理，但它直接地影响了法官的形象，也间接地使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公正性产生质疑。
　　据报载某法院实行“首问制”，即到法院参加诉讼和办事的群众询问第一个法院工作人员就能得到热情的帮助或满意的答复，此举的推行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一名优秀的职业化法官，不仅要有过硬的法律素质，同时还有义务通过整洁的仪表和文明的言语、举止来维护人民法院的尊严和法官的良好形象。一些法官只在开大型的公开庭、观摩庭的时候才着法官的统一制式服装，也只在有群众旁听的时候才去使用规范的法律语言，而在普通的小标的、简易程序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举止不雅、使用当地的方言土语等现象。如何使法官能够自觉地去热情对待当事人、自发地去维护法官的良好形象，从另一方面说也就是如何提高法官的自身素质和职业道德的问题。涧西区法院通过实行庭审监控系统，在每一个公判庭安装监控设备，通过办公室中的电脑即可看到任何一个案件庭审的全程，在客观上对法官的着装、庭审过程中法律语言适用以及程序是否规范等情况进行记录并在庭后对不当之处予以指正。这一年多来，通过庭审监控系统在审判工作中的应用，使法官们由最初感觉上的不自在到现在能够完全适应的过程也同样是法官庭审能力和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因为大家认识到案件无大小，庭审中着法官制服、使用规范的法律语言和文明的举止这不仅仅是对当事人的尊重，同时也是对神圣法律的尊重。
　　法官职业化建设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事情，它要求审判机关全体人员长期不懈地努力，并逐步使其深化的宏大工程，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国当前的法官职业化建设才刚刚起步，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和法官职业化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我们的社会将对法官提出更高的要求，也需要更加专业化的法官来适应将来逐步健全的法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