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
高军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 常州 213001 )
摘要：文章从“良法之治”和 “普遍守法”两个方面来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行论述，提出了作者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一些具体设想。
关键词：生态环境 环境 自然资源 法治建设
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成效如何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党中央“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蓝图的实现。对于如何进行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方案固有多种，可谓见仁见智。本文笔者试图围绕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对“法治”所做的经典阐述“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的角度，具体而言，即从“普遍守法”和“良法之治”两个方面来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行论述，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仁。
一、 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前提——“良法之治”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一直行驶在“快车道”上，没有哪一个法领域能像生态环境法那样，几乎年年有法律通过，甚至一年有几部法律出台。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我们就已经十分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环境法体系。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生态环境立法发展最为迅速的年代里，我国的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却日趋严重。笔者认为，引起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当初在“摸着石头过河”、“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我国生态环境立法自身尚存在诸多缺陷，已严重影响到实施的效果，因此必须加以完善。笔者认为，完善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主要应围绕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一）、生态环境立法的价值合理性——确立可持续发展为生态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
由于立法时所处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殊的时代背景，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现行《环保法》第1条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作为一项立法目的。虽然，从理论上来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极其丰富，但实践中，衡量“现代化”程度的标准却往往被庸俗化。经济增长的数据成为“现代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同时也是考核地方官员“政迹”的关键标准。众所周知，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有很多，其中通过资源高投入、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亦能达到，美国、日本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前曾走过这条路，我们在计划经济年代基本上走得也是这条路。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靠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换取的所谓“经济发展”和“繁荣”是虚幻的，最终是得不偿失的。
基于对人类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的深切关注，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长篇报告《我们的共同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2）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进一步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迄今，可持续发展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同，不少国家积极采取行动，相继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规范和政策。1994年3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基本对策和行动方案，并提出要进行体现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环境立法，将可持续发展提高到战略高度，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由于在《环保法》立法时可持续发展尚未为国人所普遍认同，故未能成为《环保法》的立法目的。事实上，在我国很多地区迄今为止还在走着“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事着或正准备从事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日趋严重的今天，及时修正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立法目的，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使生态环境立法紧跟国际步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提升生态环境法的品性，使其具有价值的合理性，无论是对执法还是对人民群众的守法及环境意识的提高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生态环境立法的工具合理性——整合现行环境资源立法
长期以来，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一直受到非理性思路的影响，其后果表现为在立法时容易就一时一事做出规定，缺乏深厚的理论基础以及体系化的通盘考虑和综合平衡，所立之法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诸如体系不完善、法律规定操作性不强、法律条文之间互相冲突等种种问题，严重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实施的效果，对造成实践中的执法困境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法律来说，“法律将容忍事实上的困难，而不能容忍不一致性和逻辑的缺陷”（3），因此必须对现行生态环境立法加以重新整合。
1、注重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之间的沟通与融合，保持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本身的和谐一致。
到目前为止，虽然我国已制定了众多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却并没有形成科学、完备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地位非常尴尬。《环保法》地位的尴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环保法》是1989年由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与其他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的单行法处于同一立法层次，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无法起到基本法的统领作用。其次，从内容上来讲，虽然现行《环保法》在立法体例上包括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两大内容，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由国家环保机构负责起草修订的环保基本法却基本上是一部污染防治法，并没有规定自然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监督管理机制，因此无法适应自然资源综合性、整体性保护的要求。
实践中，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基本上是针对单项污染防治和单项资源要素保护进行的，缺乏对污染的全面控制和资源整体保护，形成了分部门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各部门之间协调困难重重。例如，按照现行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环境资源管理体制上人为地分割为土地、农牧、矿产、林业、水利等众多产业部门和行政区划。这些产业部门和行政区划的第一职能并不是保护环境资源，而是通过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经济效益，因此必然与环保部门发生权力冲突。生态环境立法上如此政出多门、职责不清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很多部门经常从部门利益出发，对本部门有利可图的，往往互相争夺审批、发证、收费、处罚、解释等权限，闹得不可开交，而无利可图的则往往无人愿意负责，互相扯皮、推诿，人为造成许多工作漏洞，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肢解和架空，其职能根本无法落实。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为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当务之急是必须对现行的《环保法》重新进行修订。重新修订《环保法》应着重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增加对自然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监督管理机制等内容，与此相应，名称上可更名为《环境资源法》。2、提高立法阶位，改由全国人大颁布，以便与《宪法》规定的“环境保护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及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统领地位相符，以利于形成不同层次的法律体系。3、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突出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使环保部门与经济管理部门在制定、执行有关决策时互相协调，有效防止部门之间的冲突。
2、注重生态环境立法的现实性，使所立之法具有可操作性，实践中能够顺利实施。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中，有关法律规定缺乏操作性的现象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一些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抽象，实践中难以把握。例如《环保法》第29条规定，“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事业单位，限期治理”，但对于何谓“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却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规定，实践中难以把握。其他的一些如排污许可证制度、总量控制制度、集中控制制度的适用范围更是充满了弹性，增加了落实的难度。
其次，立法中缺乏程序性规范。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一部统一的环保程序法，甚至连作为环境纠纷非诉讼处理重要方式之一的环境仲裁制度都无法可依，实践中根本无法操作。而环境自力救济因没有统一、明确的程序，实践中受害者经常会采取一些过激行为，容易激化矛盾，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因为没有明确、合理、完备的实施方式和途径，环保实体法中的内容便无法落实，其效力便无法得到保障，其中规定的权利、义务也便成了空中楼阁。例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规定了公众参与的原则，但却对公众参与的程序、方式、对公众表达意见的处理、公众意见的效力等均未加以规定，因此，该规定在实践中远未起到立法预期的效果。又如，《环保法》第6条在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时，却未对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向何部门检举、控告以及有关部门对检举、控告处理的程序、期限、有关部门不作为的法律责任等等都未做出任何规定，最终使得该规定在实践中根本无法落实，其实际的作用就是除了宣示立法者的立场外，基本上是一纸空文。
针对上述情况，在整合现行生态环境立法时应注意对其中原则性的规定予以细化，以便于在实践中操作。另外，在当前制定统一的环保程序法尚有困难的情况下，应针对环境资源法中实体性规定，通过在本法中或在其实施细则中及时地补充相应的、完善的程序性规范，以确保实体性规范的实施。
3、消除现行生态环境立法中法律规定互相矛盾冲突的现象。
我国现行生态环境立法中，存在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法律规定之间常常自相矛盾。例如《环保法》第37条规定，“未经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拆除或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安装使用，并处以罚款”。从该条文的表述来看，如果排污单位没有擅自拆除或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其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并非违法。但是，依据《标准化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环境保护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而“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4）。因此，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无疑又是违法行为。这种法律规定之间互相冲突的情况，在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中不是个别的现象。由于立法上的冲突，实践中常常让人无所适从，法律的尊严也因此而被大打折扣。因此，在整合现行生态环境立法时必须尽力消除法律规定互相矛盾冲突的现象，以维护法律规定的统一性，便于法律的实施，进而维护法律的尊严。
二、 我国生态环境法治的核心——“普遍守法”
“良法之治”仅是生态环境法治的前提，实现了“良法之治”也仅是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第一步。“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守，依然不能法治”（5），对我国的生态环境法治来说，其最终实现的标志是“普遍守法”的形成。具体而言，“普遍守法”又包括执法和守法两个环节。
（一）、“普遍守法”的关键——严格生态环境执法
学者在分析我国环境法的实施实效时严肃地指出（6），当前，我国在生态环境执法方面存在普遍不力的情况。一些地方政府和综合经济部门及其领导狭隘地从发展本地经济的角度出发，没有坚持“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环境法基本原则，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重开发，轻保护”、“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的道路，在进行重大经济发展规划和生产力布局时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个别地方政府和部门甚至知法犯法，作出明显违反环境法律规范的经济发展决策。个别政府部门和领导环境意识和环境法制观念极其淡薄，以权代法、以亲代法，干预、阻碍环境主管部门的行政执法，对企业违反环保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听之任之，有些领导还为之说情护短，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息事宁人办法，帮助企业和有关责任人逃避法律制裁。可以说，对于当前严重的环境问题的产生，执法不力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法治的基本原则必须是官方行为与法律的一致，没有这一原则，就等于什么也没有”。我国生态环境执法中的执法不力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环境污染和生态资源破坏愈演愈烈的恶果，而且还严重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动摇了群众对法律的信任。因为民众如果从经验中得出连政府都带头不守法的法律经验，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关于法律的信念，甚至使人们失去对法律的信心，更不必说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了。因此，各级政府部门要切实转变观念，去除那种将“发展就是硬道理”庸俗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就是发展的全部内涵，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在评定干部政迹方面，不能仅以经济增长数据为标准。同时，执法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增强法制观念，在环境执法时做到勇于执法、敢于执法、严格执法、依法执法。为此，必须建立一套人民检察院环境司法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各政党、各人民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执法的监督，以切实保障环境执法依法进行。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保证严格执法的实现，在立法确立生态环境法律中有关规定的实施主管部门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主观意想，要切实考虑该部门是否适合行使主管职能，在制度设计时充分地考虑到“制度防恶”，从源头上杜绝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产生。
（二）、“普遍守法”的根本——公众环境守法意识的养成
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法不只是靠国家来加以维持的，没有使法成为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的秩序维持活动，这是不可能的。------大凡市民社会的法秩序没有作为法主体的个人守法精神是不能维持的”。（7）学者梁治平先生在论述我国法实施时指出，“中国固然制定了不少的法律，但人们实际上的价值观念与现行法律是有差剧的。而且，情况往往是，制度是现代化的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更近于传统的。”（8）而由一群具有浓厚传统意识的人来执行先进的法律，其后果诚如现代化学者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9）以上学者鞭辟入里的分析仿佛专门针对我国生态环境法的实施状况而发，我国生态环境法的实施现状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公众的普遍守法意识，如果公众还继续把生态环境法看作是可有可无、可遵守可不遵守的“软法”，那么，再完备的生态环境立法也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而绝不可能隽刻在公众的心里和落实到他们的自觉行动中。
对公众环境守法意识的培养，不断加强宣传教育无疑是一条十分必要的途径。但笔者认为，针对我国民众普遍不了解不关注我国的环境法及环境问题的现状，大力扩展公众的环境权对提高公众的环境守法意识来说更为重要。所谓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10）。其内容包括生态性权利和经济性权利。前者体现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对一定质量水平环境的享有并于其中生活、生存、繁衍，其具体可化为生命权、健康权、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观赏权、环境美权等。后者则表现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具体可化为环境资源权、环境使用权、环境处理权等。此外，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还包括环境知情权、环境监督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环境结社权、环境改善权、环境请求权等程序上的环境权。因为环境权的内容十分抽象复杂，因此，必须通过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等部门实体法将其具体化才能切实予以保护，同时，鉴于当前我国环境诉讼对起诉资格要求过严（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都要求原告必须与损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且要有具体的损害后果）不利于保护公民环境权利的情况，有必要借鉴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11），适当地放宽原告起诉资格，扩大起诉对象，赋予公民对环境管理机关、各企事业单位违反法定污染防治义务（所谓违反，包括已经违反、正在违反以及将要违反）为起诉理由。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实体法上公民环境权的确立和程序法上类似“公民诉讼”制度的建立，才能有效地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并进而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保护包括受害者在内的公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环境权益，使人们对切身利益的保护与改善同环境保护联系起来，增进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关注和行动，进而将环境守法内化为一种自觉。唯如此，我国生态环境的法治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因为，“法律只有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12）。
注释：
（1）（5）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9页
（2）张坤民：《可持续发展与中国》，《中国环境管理》1997年第2期
（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35页
（4）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第三版），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
（6）王曦、秦天宝：《中国环境法的实效分析：从决策机制的角度考察》，《环境保护》2000年第8期
（7）[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8）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1页
（9）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页
（10）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
（11）参见：巫玉芳《美国联邦环境法的公民诉讼制度》，《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
（12）[美]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第43页
昆明市旅游业监察条例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
昆明市旅游业监察条例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8年7月31日经云南省昆明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1998年9月25日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昆明市旅游业管理，保障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旅游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国务院《旅行社管理条例》和《云南省旅游业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旅游业监察，是指市、县（市）区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从事旅游业的单位和个人的经营行为和旅游综合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旅游业监察和经营活动的单位、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昆明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市旅游业监察的管理工作，县（市）区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按管理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旅游业监察工作。
市、县（市）区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旅游监察机构负责具体监察工作。
工商、技术监督、物价、市容、交通、园林、民族、宗教、卫生、文化、公安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旅游业监察工作。
第五条 旅游业监察实行行政管理部门监察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监察与指导相结合、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有关旅游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均有权举报和投诉。
第二章 监察职责和内容
第七条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行使下列监察职责：
（一）宣传有关旅游法律、法规、规章；
（二）检查有关旅游法律、法规、规章的执行情况；
（三）受理对违反有关旅游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举报，并进行调查和处理；
（四）受理旅游者的投诉，并进行调查和调解；
（五）依法纠正和查处违反有关旅游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六）管理和监督旅游业监察人员。
第八条 旅游业监察的主要内容：
（一）旅游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及参加年度审查的情况；
（二）旅行社和旅游定点单位参加年度审查的情况；
（三）旅游经营许可证、资格证、标志（识）牌和旅游服务资格证的使用情况；
（四）从事旅游业的单位和个人在经营活动中有无欺诈、引诱、纠缠、胁迫、虚假宣传、回扣、低价倾销等行为；
（五）旅游定点商店有无出售假冒伪劣、质价不符商品的行为；
（六）旅游定点经营制度的执行情况；
（七）从事旅游业的单位和个人履行旅游服务公约、服务合同的情况；
（八）从事旅游业的单位和个人的旅游综合服务质量；
（九）违反旅游业发展规划擅自建设旅游项目的行为；
（十）从事旅游业的单位和个人执行有关旅游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
第九条 旅游业监察人员必须经过培训考核，取得行政执法证后，方可从事旅游业监察工作。
第十条 旅游业监察人员执行公务时，可以查阅或者复制与监察内容相关的材料；询问与监察内容有关的人员并制作笔录；检查旅游经营、服务场所。
第十一条 旅游业监察人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为从事旅游业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有关旅游法律、法规、规章的咨询服务；
（二）遵纪守法、文明监察、忠于职守、秉公执法；
（三）保守工作秘密和被检查者的商业秘密；
（四）接受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监督和社会监督。
第三章 监察方式与程序
第十二条 旅游业监察采用年度审查、日常检查、抽查和案件专查等方式。
第十三条 旅游业监察人员进行检查时，应当两人以上共同进行，出示执法证件并佩戴明显标识。未出示执法证件和不佩戴明显标识的，当事人有权拒绝检查。
第十四条 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应当接受和协助旅游业监察人员调查和检查，不得阻挠其执行公务。
第十五条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在必要时可以向从事旅游业的单位和个人发出《旅游监察询问通知书》，接到通知书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要求作出书面答复。
第十六条 旅游业监察人员办理旅游违法案件，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回避；当事人也有权要求其回避：
（一）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是本案当事人的；
（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
旅游业监察人员的回避，由同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
第十七条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受理旅游者投诉后，应当在五日内办理；对不属于职责范围内的投诉，应当在二日内移送有处理权的部门，有处理权的部门应当受理，并在收到移送的投诉之日起七日内将办理情况答复投诉人。
第十八条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查处违反有关旅游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登记立案。对需要调查的事项进行初步审查，认为有违法事实，应当依法追究行政责任的，予以立案；
（二）调查取证。对已立案的案件，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并收集证据；
（三）听取申辩和举行听证。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被处罚人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被处罚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被处罚人的陈述和申辩，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听取；符合听证条件的，应当举行听证；
（四）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违法行为，应当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作出处罚决定，并制作处罚决定书；
（五）送达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书应当自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七日内送达被处罚人。处罚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第十九条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已立案的案件，不给予行政处罚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违法情节轻微的，下达责令整改书；
（二）证据不足的，由原承办案件的监察人员补充调查。补充调查应当自退回之日起十五日内结束，经补充调查，证据仍然不足或事实不能成立的，应当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
第二十条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决定，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案情复杂的，经同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延长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三十日。
第二十一条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发现行政处罚决定错误的，应当依法及时纠正。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当的，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有权依法予以纠正或者责成其自行纠正。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已取得合法资格的旅游从业人员和单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依法予以处理。
从事旅游业的单位和个人违反有关旅游法律、法规、规章的，由市、县（市）区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处理或者会同有关部门处理。
第二十三条 无《导游证》而从事经营性导游业务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导游人员不按时参加年度审查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500元罚款，其《导游证》自行失效；只具有国内导游资格的人员从事国际导游业务的，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以2000元罚款，吊销其《导游证》，三年内不得从事导游工作。
借用《导游资格证》或《导游证》的，对借出人处以警告、暂扣其《导游资格证》或《导游证》三个月；情节严重的，吊销其证件。对借用人按无《导游证》的规定处罚。
伪造、买卖《导游资格证》或《导游证》的，没收其违法证件及违法所得，并处以4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借用旅游经营许可证、标志（识）牌的，对借出单位处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其旅游经营资格或定点资格。对借用单位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3000元罚款。
伪造、买卖单位旅游经营许可证、标志（识）牌的，没收伪造、买卖的许可证、标志（识）牌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从事旅游业的单位和个人在经营活动中采用欺诈、引诱、纠缠、胁迫、虚假宣传、回扣、低价倾销等行为，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使旅游者或者旅游经营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责令赔偿，并对单位处以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负责人和个人处以
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单位旅游经营资格或定点资格，吊销个人旅游服务资格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旅游定点商店出售假冒伪劣、质价不符商品的，由旅游、技术监督、工商、物价、文化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罚，情节严重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旅游定点经营资格证。
第二十七条 旅行社擅自安排旅游团队到非旅游定点单位接受服务和购买商品的，对旅行社处以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以1000元罚款；对接待单位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00元罚款。
第二十八条 旅行社不与旅游者签定标准服务合同的，给予警告，并处以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旅游定点单位未达到行业服务质量标准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责令停业整顿，整顿后仍达不到行业服务标准的，吊销其旅游定点经营资格证。
旅游从业人员服务未达到行业服务标准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达不到行业服务标准的，吊销其旅游服务资格证。
第三十条 吊销旅游经营许可证、资格证、标志（识）牌和旅游服务资格证的处罚，经原发证单位同意后，由昆明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执行。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应当自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照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罚（没）款全部上缴国库。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三条 旅游业监察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的；
（二）利用职权徇私舞弊、谋取私利的；
（三）泄露工作秘密或者被检查者商业秘密的；
（四）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罚款、收费的。
第三十四条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及旅游业监察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给从事旅游业的单位和个人的合法利益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8年9月25日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昆明市旅游业监察条例》，同意省人大财经委员会的审议结果报告，决定批准这个条例，由昆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1998年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