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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扯皮”与警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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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18日 15:22 龙宗智
　　警察和检察官同为国家控制犯罪的基本力量。警察负责调查案件以准备公诉，检察官审查案件补充侦查实施公诉，双方关系最为密切，可谓唇齿相依。然而，如果协调不好，也会发生问题：不是牙齿咬着舌头，就是舌头不来气，让牙齿空忙。警检关系中的这种不协调现象我们常称为“扯皮”。《现代汉语词典》对“扯皮”的解释是：“无原则地争论；争吵”。扯皮也许存在于有互涉关系的任何地方。近来研究警检关系问题，翻书柜查资料时找到一本书：美国80年代出版的一本案例纪实《堕落、嗥叫与死亡》，其中就有一个“洋扯皮”的案例，简录如下：

　　美国的一个嬉皮士集团（所谓“曼森家族”）在洛杉矶杀害了5名无辜者，该案由当地警察局侦查，由地方检察官起诉。庭审前，承办该案公诉的地方检察官办事处助理检察官巴勒斯召集办案警察开了一个会，针对证据上的薄弱环节，布置了52项补充调查的任务。但在布置完工作后，警察们保持沉默。然后，主办警官卡尔金斯抱怨：“干吗要我们去干这些事情？我们是警察，不是检察官。”巴勒斯称：“等等，这项工作完全是为了获得更确凿的证据，以便在法庭上击败那些凶手。”“但那不是我们的工作。”卡尔金斯坚持反对。这使巴勒斯大为吃惊，他气愤地质问：“难道调查案子，收集证据，这不是警方的工作吗？你们是警察，我们是检察官，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分内的工作。如果我们中哪一个想放弃工作，曼森就会逍遥法外。好好想想吧！”在这种磕磕绊绊的警检协作关系下，该案最终完成了侦查起诉和审判。根据有关资料介绍，美国司法部调查认为，在美国，警检联系沟通不够，警检相互埋怨是比较普遍的问题。

　　用老话说是“无独有偶”，在中国，警检以及检法之间的扯皮现象也不少见，如在立案、退回补充侦查、要求补充证据、要求移送赃款赃物等环节，都容易发生互不买账、互相推诿等扯皮问题。警检法均系国家法制维护机构，以适用法律维护法制为己任，当然应当依法协作配合，推诿扯皮显然与职责相悖。尤其是侦查与检察机关，同属承担刑事追诉任务的控诉方，相互扯皮，不能形成合力，只能使控诉不力，令民众和被害人痛而犯罪者快。

　　扯皮造成内耗，属于必纠之弊。有的人说，这是认识问题、操作问题、官员素质问题，关键在于教育，似乎执法、司法官员们对于自身的职责和司法的认识提高了，“勤政”精神增强了，扯皮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过去常说，关键是正确执行“互相制约、互相配合”的原则，贯彻好这项原则，三家关系就顺了。

　　然而，按照经济学家樊纲先生《人间的“扯皮”与科斯定理》一文中“新制度经济学”的说法，“扯皮”问题首先是一个体制和制度问题，因此人们必须选择体制，以节约资源，减少“扯皮”的耗费。当“扯皮”时常发生甚至成为常态时，确实不能只从操作上找原因，而需要溯源于体制、结构和制度。为什么警察不按检察官的要求去取证，因为他做了一个掂量：按检察官的要求去取证劳神费力还不会有多少好处，而不听从检察官并不会招致惩罚或其他对自己不利的后果。也许办案警察的上司还纵容甚至有意无意地鼓励自己的下属跟检察官过不去——如果检察机关或负责任的检察官与自己关系不好的话。这里的问题是体制上的问题：警察的侦查必须服从于、服务于公诉（否则就没有意义），但公诉人在体制中却因缺乏手段而管不住警察，警察因此而可以只服从自己的警察上司而不服从检察官。

　　这种管不住的问题，在美国和中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中国有另一种特殊情况，即中国的法律中有一条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互相配合”的原则。人们常常把公检法三机关比喻成一条流水线上的三道工序，三个车间，由原材料到制成品，三道工序之间相互衔接、配合与制约，其特点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项原则是中国式“扯皮”的要害所在。你要求于我，我不愿干时，就会称：别忘了，我们是互相制约。

　　症结是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这条水平横线，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重新塑造警检法关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三家关系不是一种平行关系，而是一种起伏关系。警察依靠国家权力面对社会和民众，权力大得很，但在警检关系中，检察官是监督指导者，警察是受制一方，对于检察官，他处于一种伏势，检察官则呈起势。而到下一步，当检察官起诉面对法官裁决时，检察官对法官呈伏势，法官则呈起势。这种起伏式的相互制约，才是合理的诉讼构造，由此才能科学构建和调整警检乃至检法关系。

建设工程合同重复诉讼的构成标准

洛阳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与杨治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


一、案件要旨
本案要旨为，原告的起诉行为是否构成重复起诉，这涉及到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即“一事不再理”原则，判断是否适用该原则，主要依据：诉讼标的是否一致，诉讼请求是否一致，当事人是否一致，争议事项是否一致，应当就具体案件结合当事人的具体诉讼请求及其依据，以及行使处分权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2008年4月22日，被告与原告签订《钻孔桩施工协议书》一份，施工结束后，于2009年5月10日双方签订了《施工结算协议书》，原告自己“备注:挖夹层、二次成孔、误工等计捌万肆千叁百叁拾元整，本表结算未结算。” 该结算协议由被告法定代表人及施工工地负责人和原告本人分别签名。由于被告未能按照结算协议支付原告的工程款，原告于2009年11月16日向法院起诉立案，要求被告支付所欠工程款153972.02元。法院以(2010)孟会民初字第59号调解书调解结案，调解书所确定的工程款数额153972.02元被告已履行完毕。经调阅法院(2010)孟会民初字第59号案卷材料，该卷宗材料中从原告的起诉状(标的153972.02元)、调解笔录及调解协议中，均未涉及和显示原告本次所起标的任何内容; 另经法院对被告当时主管工程的负责人查实，原告在(2010)孟会民初字第59号案件中起诉的数额，不包括原告本案所起诉的数额，被告仍下欠原告零杂工程等其他工程款未支付，但具体数额不能确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原告的起诉行为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在审理中，原告称该84330元的零杂工程款算帐凭据在合计后，原件全部交给了被告单位孟某，且被告处所存的《施工结算协议书》原件中同样有此欠款数额的备注，由于原告不能提供存放在被告处的该《施工结算协议书》原件，在被告不予认可又不提供该结算协议原件的情况下，按照庭审中原告提供的证据，法院结合上述对被告主管工程负责人核实的基本事实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原告现要求被告支付所欠施工中的零杂工程款，事实存在，理由成立，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洛基公司认为协议上手写部分内容是杨治安单方添加，但其并未提供自己所持有的结算协议书来证明自己的主张，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挖夹层等附属工程不是杨治安所干，朱遵寿明确表示挖夹层等附属工作是杨治案所干，只是工程款具体数额记不清，并证明之前调解结案的案件中工程款不包括本案所诉争的工程款。同时，一审法院也查阅了该院(2010)孟会民初字第59号案件卷宗材料后，认定杨治安本案所主张的工程款并不包含在之前调解结案的案件中。而且孟津法院(2010)孟会民初字第59号调解书中并无洛基公司所称的“无论有无其他债权债务、无论有多少债权债务双方都已全部结清”内容。因此，洛基公司认为杨治安属重复诉讼，其并不欠杨治安工程款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二、案件来源
河南省孟津县人民法院（2011）孟民一初字第21号，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洛民终字第1699号

三、基本案情
　　被告在承揽华阳洛阳(孟津)电厂公用区基桩工程期间，于2008年4日22日和原告签订《钻孔桩施工协议书》一份，施工结束后，于2009年5月10日双方签订了《施工结算协议书》，合计工程结算数额为163972.02元，协议约定在被告收到业主工程款30日内支付给原告。在该结算协议的空白部分，原告自己“备注:挖夹层、二次成孔、误工等计捌万肆千叁百叁拾元整，本表结算未结算。”该结算协议由被告法定代表人及施工工地负责人和原告本人分别签名。由于被告未能按照结算协议支付原告的工程款，原告于2009年11月16日向法院起诉立案，要求被告支付所欠工程款153972.02元。法院以(2010)孟会民初字第59号调解书调解结案，调解书所确定的工程款数额153972.02元被告已履行完毕。审理中经调阅法院(2010)孟会民初字第59号案卷材料，该卷宗材料中从原告的起诉状(标的153972.02元)、调解笔录及调解协议中，均未涉及和显示原告本次所起标的任何内容;另经法院对被告当时主管工程的负责人(且又是(2010)孟会民初字59号案件被告的诉讼代理人)查实，原告在(2010)孟会民初字第59号案件中起诉的数额，不包括原告本案所起诉的数额，被告仍下欠原告零杂工程等其他工程款未支付，但具体数额不能确定。现原告为要求被告应支付所欠零杂施工工程款84330元及利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但原告在庭审中仅提供由被告施工负责人签名的增加零杂工程款数额便条复印件13张，共计款49550元。
　　
四、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审理中双方对本案的争执焦点，一是原告现要求被告所支付的工程款在(2010)孟会民初字第59号案件中是否一并审理，原告本次起诉的工程款数额84330元能否认定;二是原告本次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针对上述双方所争执的各焦点问题，在审理中，原告称该84330元的零杂工程款算帐凭据在合计后，原件全部交给了被告单位孟某，且被告处所存的《施工结算协议书》原件中同样有此欠款数额的备注，由于原告不能提供存放在被告处的该《施工结算协议书》原件，在被告不予认可又不提供该结算协议原件的情况下，按照庭审中原告提供的证据，法院结合上述对被告主管工程负责人核实的基本事实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原告现要求被告支付所欠施工中的零杂工程款，事实存在，理由成立，但因原告不能提供零杂工程款84330元具体数额的原始结算凭据，按照庭审中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对被告所欠零杂工程款数额应认定为49550元，超出部分，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因双方无明确约定，利息可从原告起诉之日(2010年11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书限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审理中，被告抗辩称不欠原告工程款及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等，理由不足法院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洛阳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杨治安工程款49550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2010年11月2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书限定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杨治安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洛基公司与杨治安在对华阳电厂工程进行结算时，形成的结算协议书一式二份，杨治安一审庭审时出示了该结算协议书原件，现洛基公司认为协议上手写部分内容是杨治安单方添加，但其并未提供自己所持有的结算协议书来证明自己的主张，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挖夹层等附属工程不是杨治安所干。而且一审法院在对当时的项目负责人朱遵寿所做的调查的笔录中，朱遵寿明确表示挖夹层等附属工作是杨治案所干，只是工程款具体数额记不清，并证明之前调解结案的案件中工程款不包括本案所诉争的工程款。同时，一审法院也查阅了该院(2010)孟会民初字第59号案件卷宗材料后，认定杨治安本案所主张的工程款并不包含在之前调解结案的案件中。而且孟津法院(2010)孟会民初字第59号调解书中并无洛基公司所称的“无论有无其他债权债务、无论有多少债权债务双方都已全部结清”内容。因此，洛基公司认为杨治安属重复诉讼，其并不欠杨治安工程款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根据双方所签订的结算协议上备注内容显示洛基公司欠杨治安84330元，一审法院判令洛基公司支付杨治安工程款49550元，杨治安并未提起上诉，视为其认可该49550元工程款数额，故本院对此予以维持。洛基公司称朱遵寿不是项目负责人，不能代表其公司，以及闫水利不是其公司职工的主张，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而且在双方所签订的施工协议中朱遵寿明确作为洛基公司项目负责人予以签名，故对此上诉主张，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一条　人民法院对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起诉，必须受理；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
　　（一）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告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
（二）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纠纷自愿达成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三）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
（四）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五）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
（六）依照法律规定，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起诉的案件，在不得起诉的期限内起诉的，不予受理；
（七）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

（本文为原创作品，未经作者书面授权，禁止转载）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唐湘凌编著的《中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例百案评析》。唐湘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从事法律职业十余年。其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团队处理过大量涉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的法律事务，在该领域有丰富经验，欢迎委托处理该领域的法律事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北京国际中心；电话：186-0190-0636，邮箱：lawyerne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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