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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无效民事行为

刘蕊

　　一、无效民事行为概念
　　无效民事行为指欠缺法律行为根本生效要件，自始、确定和当然不发生行为人意思之预期效力的民事行为。民法通则第58条第2款规定：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其含义是：(1)自始无效。无效民事行为之无效，自行为开始起发生，该行为之意思，从开始起就不被法律所认可；(2)当然无效。即无效民事行为，无需任何人主张，也不待法院或仲裁机构宣告，即无效。该行为无效不以主张、确认和宣告为要件；(3)意思无效。无效民事行为之无效，是指当事人意思不发生效力，而不是说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如果该无效行为满足侵权行为、不当得利或其他损害赔偿的法律要件时，仍得发生侵权、不当得利等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效力。易言之，无效民事行为之无效，是意思表示无效，而不是该行为完全没有法律效力。
　　二、无效民事行为的类型
　　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4)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5)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6)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7)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但1999年公布的合同法对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的规定，却与民法通则的规定有很大不同，其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第53条又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1)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2)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即合同法没有把主体资格不合格，以及欺诈、胁迫、乘人之危损害国家以外人的利益等合同置于无效，而是规定在可撤销行为中。对于民法通则规定的属于无效的“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行为”，合同法根本没有提及，结合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改革，这个条文基本已经失去其意义了。
　　经对民法通则与合同法对无效民事行为和无效合同规定的梳理归纳，无效民事行为的类型有：
　　(一)行为人不具有行为能力实施的民事行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行为，因没有意思能力，不发生法律行为之效果意思的效力。法人实施行为能力范围以外的行为，特别是违反禁止性规定的行为，也不生效力。
　　(二)意思表示不自由的行为
　　意思的形成自由和意思表示自由是意思表示真实的前提。若在意思形成和表示过程中欠缺自由甚至完全不自由，按合同法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手段订立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则应属无效，不能依照该意思表示的内容发生效力。
　　(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行为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行为，是行为人双方共同合谋进行的，以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为目的的民事行为。它须具备下列条件：
　　1．须表示与内心不一致。即外部表示与内心意思不一致，所表示的并不是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行为人内心中存在牟取不正当利益或损害他人的意思，但是却故意制造某种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的虚假现象。例如为逃避强制执行而假装把财产赠与相对人，事实上当事人并没有出赠和受赠的意思。
　　2．须有恶意通谋。即表意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不但表意人单方面了解自己的表示是虚伪的，而且相对人也了解这一情况。串通指他们之间有勾结，有意思联络。而恶意则指对于该串通是完全了解的，表意人自己了解其表示与意思的不一致，不一致是恶意造成的，而不是出于认识上的错误。
　　3．须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恶意串通的意思表示，必须具有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目的。串通人之所以恶意串通，必然有其损人利己的非法目的。
　　(四)伪装行为
　　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是指以虚假的合法行为作表面行为，掩盖非法的隐蔽行为的行为。伪装行为，它由表面行为与掩藏行为互为表里构成。其表面行为因意思表示不真实而无效，而隐藏行为则因为内容违法而无效。
　　(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的根本属性之一在于意思表示内容的合法性。因此，意思表示如果违法，当然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所谓违法行为，不仅指违反民法规范，也包括违反其他部门法的规范，同时包括违反国家政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三、无效民事行为的效果
　　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的规定，对于被确认无效和被撤销而无效的民事行为，其效果是：
　　1．如果这类行为所约定的义务尚未履行，那么就无需再去履行。因为它们根本不能使义务人负担义务。
　　2．如果这类行为所约定的义务正在履行之中，那么即应中止履行。对于业已履行的部分，应按下面的原则去处理：
　　(1)返还财产。在给付了财产的情况下，受领财产的一方应将该财产返还相对人。这是因为，自从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之时，受领财产的一方继续占有该项财产就丧失了法律依据，因而有义务将财产返还给相对人。如果仅仅是当事人一方取得了财产，那么该当事人负返还义务；如果当事人双方对等地取得了财产，那么双方应当相互返还财产。如果财产已不存在，无法返还的，应折价赔偿；
　　(2)赔偿损失。如果民事行为无效后给对方或者第三人造成了损失，还应当赔偿损失。如果损失是一方的过错造成的，则仅过错方赔偿；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则由双方承担各自应负的责任。
　　3．追缴财产。这应属于公法上的责任。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应当追缴双方已取得的或者约定取得的财产，分别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应注意的是，不仅要追缴双方已取得的财产，还要追缴其约定取得的财产。
　　4．解决争议条款之有效。在双方民事行为无效后，该行为中关于解决双方争议的意思表示，可以独立发生效力，不因该行为无效或被撤销不发生效力。合同法第57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
　　四、部分无效
　　一项民事法律行为当中，如果仅是局部内容存在缺陷，存在无效或可撤销的原因，而其余部分不存在缺陷，并且仍然可以单独设定、变更或者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那么存在缺陷部分属于无效或被撤销，其余部分则仍然可以有效。民法通则第60条规定：民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2013年4月9日，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在该院公开开庭审理两起网络侵权案，此次两起网络侵权案的被告主体均指向章某及其南昌某房地产公司，发表或转载相关诽谤帖文的网络运营商也被相继列入被告名单。第一起案件原告南昌商人黄河水，2011年4月以来，被告章某、南昌某房地产公司在互联网上诽谤原告“黄河水是诈骗犯”、“骗子”等，并广为传播；第二起案件中原告王杰，系南昌百货公司法定代表人，2007年2月以来，被告章某及南昌某房地产公司在互联网上诽谤原告侵吞银行及国家资产、私分国有财产、向有关人员行贿，并将上述事实提供给熊某等，让其在互联网上发布。新浪、百度、搜狗等网站进行了发表、转帖及提供线索、链接。

　　被告搜狗公司代理人当庭辩称，其仅提供搜索引擎服务，该公司并非上述涉案内容提供者，涉案内容均系其他网站上存在的内容，且收到原告删除通知后，公司已履行了运营商的法定义务。由此可看出，本案出现了一个争议焦点：第三方网站刊载，仅提供搜索服务是否构成共同侵权，是否应承担责任。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观点是：

　　搜狗公司提供搜索链接服务不属于共同侵权，不应该承担共同侵权责任。2 0 0 6 年，我国颁布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第2 3 条确立了网络搜索引擎服务商的共同侵权责任。其理论和立法上的根据可能在于，将网络搜索引擎服务商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行为定性为一种帮助性侵权，并且认为这种帮助性侵权行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 4 8 条第1 款“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民事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 条“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网络参与他人侵犯著作权行为，或者通过网络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追究其与其他行为人或者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人的共同侵权责任”的规定中所说的帮助行为。民法侵权法理论认为，共同侵权是指数人基于共同过错而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侵权行为。共同侵权行为具有主体的复数性、过错的共同性、行为的共同性和结果的同一性、责任的连带性等特点。作为共同侵权行为构成部分的帮助行为，是指通过提供工具、指示目标或者以言语激励等方式，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帮助实施加害行为的行为；

　　这种帮助行为有以下特点：第一，帮助人与被帮助人之间存在意思联络。一般情况下，帮助人是明知被帮助人实施侵权行为而帮助被帮助人的。第二，帮助行为与被帮助行为构成一个统一的致人损害的原因。帮助行为与被帮助行为是结合、交织在一起，共同发生作用。尽管帮助人和被帮助人的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起的作用可能不同，但都和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第三，帮助行为与被帮助行为共同造成了同一损害后果。帮助行为与被帮助行为，都与损害后果不可分割，其造成的损害结果具有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笔者以为，网络搜索引擎服务商提供搜索链接服务，客观上为直接侵权行为的侵害后果的扩大提供了可能，因此可以认为是一种帮助性间接侵权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并不具有作为共同侵权行为的帮助者所实施的帮助行为的特点，不属于共同侵权行为：

　　第一，搜索引擎服务商与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行为人之间，事先并不具有统一的致人损害的意思联络。即使在搜索引擎服务商明知或者应知其所链接的作品、表演或者制品侵权的情况之下，搜索引擎服务商提供搜索链接服务仍然是自己独立实施，不存在与直接侵权行为人之间的意思联络，谈不上与直接侵权行为人形成侵权的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

　　第二，搜索引擎服务商是独立实施提供搜索链接服务，与直接侵权行为不具有共同性。侵权网站将版权人的作品、表演或者制品上传网络供公众使用，是其独立实施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无需搜索引擎服务商提供所谓帮助。在搜索链接建立之前，直接侵权行为已经完成，直接侵权行为人实施其侵权行为，与搜索引擎服务商是否提供搜索链接服务没有什么关系；在搜索链接服务建立之后，直接侵权行为人也是自主决定是否继续侵权或者是否允许搜索服务商与之建立链接。搜索引擎服务商提供的搜索链接服务只是客观上有可能扩大直接侵权行为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而并没有帮助直接侵权行为人去“实施”其直接侵权。

　　第三，提供搜索链接服务行为，与侵权网站实施的侵权行为在结果上不具有同一性。侵权网站将版权人的作品或者制品上传，版权人即受到损害；这种损害的发生和出现，不因搜索链接服务的提供而改变，无论在搜索链接建立之前还是之后，直接侵权行为人给版权人造成损害都是独立存在的。搜索链接服务提供以后，版权人的损害可能因这种服务的提供而被扩大，但是这种损害后果的扩大，与损害本身是两个不同的层面，并不具有同一性。基于前述分析，《条例》第23条的规定，将网络搜索引擎服务商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行为认同为共同侵权行为的帮助行为，不仅不符合提供搜索链接服务行为的实际，也是对网络搜索引擎服务商的不公和对直接侵权行为人的放纵，还会对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众所周知，目前所出现的涉及搜索链接服务的司法判例，几乎都是版权人起诉网络搜索引擎服务商而不起诉直接侵权行为人。版权人起诉网络搜索引擎服务商固然能够获得赔偿，但是仅仅追究网络搜索引擎服务商的法律责任，并不能制止和惩罚直接侵权行为人的侵权行为，而且网络搜索引擎服务商无法也没有权利和能力去制止直接侵权行为人继续实施侵权行为。对于版权人来说，虽然获得了一定的赔偿，却不能切断侵权之源。从立法保护知识产权的目标看，在打击网络搜索引擎服务商等的间接侵权行为的同时，更应该打击直接侵权行为人的侵权行为。将网络搜索引擎服务商提供搜索服务认定为共同侵权行为，不仅不符合网络服务的实际，同时也模糊了人们的视线，使得真正对版权人构成侵害的行为人得以逃脱法律的制裁，而这显然不是立法初衷。由网络搜索引擎服务商承担连带责任，会大大加重服务商的经营风险，不利于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搜索链接服务本是一项中性技术，没有理由认为服务商提供服务之时，就是期望通过侵权来获得收益和利润。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法律在网络搜索引擎服务商有过错的前提下才追究其侵权责任。强令网络搜索引擎服务商承担连带责任，实际上使得搜索服务商不仅要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还要对直接侵权行为人的过错承担责任。服务商为了防范经营风险，唯一的选择也许就是，对其搜索链接的对象或者内容进行一一审查，而从经营成本和技术手段上看，这显然是难以办到的。在连带责任的法律风险之下，服务商又没有办法或者说没有能力去控制直接侵权行为人的行为，服务商应用和推广搜索链接技术的热情势必被抑制，由此搜索链接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也会受到抑制。

　　综上所述，这个案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是我们进一步地认识了网络世界，对于网络世界的规制，既不能僵硬的依靠法律来规制，又不能仅仅依靠道德和自律来规范。网络世界应该是充分利用行业自律和道德约束来实现网络资讯的综合整治规范，同时加强对网络主体的监管，形成一种自律和他律的结合，依靠法律或规范的制约，减少网络主体在虚拟性的庇护下的不规范行为，尽量避免出现网路失范现象。

　　（作者单位：江西省峡江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