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司法语言的精确与模糊
郭笃凌
提要：司法语言的客观与准确是司法中立的基本保证，但学术界大多是从它的精确性方面探讨这一问题。本文采用反向思维的方法，从司法语言的模糊性方向对司法语言进行探讨，重点分析了司法语言模糊性在具体应用中的不同体现。
关键词：司法；语言；模糊性；精确性
司法是公安局、检察院、人民法院、律师事务所等部门依据法律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公正的执行与监督，司法语言自然被视为公平、公正的代表，因此，对司法语言的要求历来是非常严格的。总的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文字风格朴素”、“语言表达准确”、“力求简洁又不失原意”、“语言通俗又不失庄重”，即所谓准确而得体。这既体现了司法语言的精确性，即单一解释性，同时也包含了司法语言的模糊性。然而多年来，法律界更多地注重了他精确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对司法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如果一味的强化精确描述而忽略了模糊概括，将有悖于语言的运用规律。
现代司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法官审判的中立性。整个审判活动都应当体现这一现代理念，司法语言更是首当其冲。然而，客观存在的审判工作行政化对树立中立审判意识构成了极大妨碍，并且往往有大量因素影响法官的中立审判，这些因素最终必然反映到司法语言上。
一、模糊是精确的另一种形式
（一）模糊性非含混也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人与人的交际活动中，语言的精确性和模糊性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司法语言也不例外。在日常的社会交际中，语言需要准确，而不需要含混。因为含混影响语言信息的传达，而模糊性则是某种交际语境的需要。模糊是准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是相对于精确而言的。比如，解释“大雨”，专业的天气预报书籍可能解释为“二十四小时内雨量累计(在雨量收集器内)达40至79.9毫米（mm）雨“，这是十分精确的。普通人表述大雨，完全可以说“比较大的雨”，然而“大”到多大程度却不曾深究过，这是交际语境使然。司法语言同样需要模糊，比如：起诉状中对起诉理由的陈述，常常要用到诸如“某某的行为给原告身心造成严重伤害”之类的语言，“严重”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当然，这种词语的使用是有条件的。假如在案件事实清楚，当事人法律责任明确无误时也是如此轻描淡写地分析其责任干系，那就是含混而非模糊的了。从另一方面看，适合一定语境的模糊又是准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二）词义的明确性与模糊性是相对的
司法语言所特有的语言程序，大多数有助于产生两种效果，即中立化效果和普适化效果。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注意司法语言的客观与准确。但准确与模糊又往往是相对统一的。正如前文所言，适合一定语境的模糊是语言的必需。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把任何事情都陈述的精确细致，在某些特定的语境中，我们使用模糊语言是最恰当不过的。比如，我们经常听到“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等说法，这都是在仔细斟酌后选择的语辞，唯其如此，才能准确表达语义。
二、司法语言模糊性的表现
（一）事件细节尚不明朗是需要模糊语言
如果事件细节尚不明朗，公安、司法人员对当事人姓名、身份、年龄及事件起因等问题只能做逻辑上的法理推断，因此案件第一现场的侦察笔录如：“受害人，女，二十岁左右，头部有轻度挫伤……”所以用这么多的模糊性词汇，主要是为了避免在以后的侦察、排查、审讯中形成主观臆断、武断的现象。
（二）不便公开当事人姓名、身份时序要模糊语言
出于保护公民人身安全、保护其隐私权等方面的考虑，向人民法院的布告类公文，会经常使用“一男青年”、“女青年王某”之类的模糊称谓，这实际上是一种合理的避讳措施。
（三）不必公开某些当事人姓名、身份或事件细节时使用的模糊语言
有些法律条文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限定本身就是十分宽泛的，因此，某些当事人的姓名、身份或事件细节精确与否对案件的定性、对犯罪嫌疑人的量刑几乎没有影响，因此不必要求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一律要求精确也是不科学的。
（四）某些司法文书的结构要求的酌情使用模糊语言
起诉状“事实与理由”部分，叙述案件事实部分对精确性要求较高，而对“理由”的表述，则基本上采用“很大”、“严重”等类的模糊语言。比如：“综上所述，甲方违反合同书的约定，单方面推翻合同书规定的有关条款，无理拖欠乙方工程款，给乙方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事实上这里的“很大”、“有关”等模糊语辞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文精确事实的总结和复指，因此精确与模糊是相辅相成的。
（五）使用场合及使用者的不同使得对司法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
某些民间使用的“凭证类”文书，比如遗嘱、收据等，由于使用者本身知识水平以及对法律的认识程度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精确性，使用模糊语言的比率会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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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黄金波《现代司法理念与裁判文书创新》www.chinalawedu.com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田雅与黄美娇、黄娇、曾木枞房屋买卖纠纷一案的电话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田雅与黄美娇、黄娇、曾木枞房屋买卖纠纷一案的电话答复
1990年8月30日，最高法院民事审判庭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告诉庭：
你院1990年7月4日《关于田雅与黄美娇、黄娇、曾木枞房屋买卖纠纷一案申诉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认为，根据本案的情况：双方当事人买卖关系成立后，田雅已交付部分房款，黄娇、曾江孝已将讼争房的近一半面积交付田雅管理使用多年，且曾武在第二审期间仍同意将自己所得的房产继续出卖，加之田雅又再无处可居，若认定双方买卖关系无效，确实难于执行。据此，原则上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第二种意见，即可确认田雅与黄美娇、黄娇、曾武之间的房屋买卖关系部分有效，部分无效。有关的具体问题，请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本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精神，做好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妥善处理。
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田雅与黄美娇、黄娇、曾木枞房屋买卖纠纷一案申诉的请示报告 闽法〔1989〕告民申字第014号
最高人民法院：
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的田雅与黄美娇、黄娇、曾木枞房屋买卖纠纷一案，因在适用法律政策上没有把握，请示我院，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中，由于适用法律政策的意见不一致，现请示如下：
（一）案件的基本事实：
申诉人（原审原告、二审上诉人）：田雅，女，50岁，汉族，福建省东山县人，现住东山县铜陵镇下田街下庙顶511号（原356号）。
对方当事人（原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黄美娇，女，66岁，汉族，福建省东山县人，住东山县铜陵镇税务局宿舍。
对方当事人（原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黄娇，女，66岁，汉族，福建省东山县人，住东山县铜陵镇文峰街84号。
对方当事人（原审第三人曾武的代理人、二审中因曾武死亡列为上诉人）：曾木枞，男，42岁，汉族，东山制鞋厂工人，住东山县铜陵镇顶街破沃角252号（原738号），系曾武之次子。
讼争屋座落在东山县铜陵镇下田街下庙顶511号（原356号）内有厅一间、房二间、伙食房一间、天井二所，巷路一条、水井一口。该房是曾哈目（1935年亡）、卢慎（1951年亡）夫妇遗产。曾哈目、卢慎夫妇生有二个儿子，长子曾文（1931年亡），次子曾武（1984年故。）曾文生有三子，长子卢江钦（黄美娇丈夫，1977年病故），次子曾江孝（黄娇丈夫，1981年5月病故），三子曾江舜（居住在台湾）。曾武生有三个儿子，长子曾木长，次子曾木枞，三子曾木坤。讼争屋自曾哈目、卢慎夫妇死后一直由黄美娇、黄娇两家居住。由于两家经常发生口角，1980年3月25日在下田街居委会调解时，黄美娇首先提出卖房，曾江孝、曾武也表示同意。在居委会干部和公安派出所民警主持下，三方达成调解协议，协议写着：“现黄美娇与曾江孝居住的房屋原系曾江孝、黄美娇（卢江钦的妻子）、曾江舜的父亲和曾武二房共有，因原曾武出祠外居，固先前该房屋一概未曾分析。历由黄美娇、曾江孝二叔嫂掌管居住，现叔嫂经常口角纠纷，故经调解和三方协议同意把该房屋出卖。该房屋出卖款4500元正，经调解和三方协议，把该款均分四份。曾武应分得1125元、曾江孝应分得1125元、黄美娇应分得1125元、曾江舜应分得1125元。因现曾江舜在台未回，分得的款项暂由江孝和黄娇各代收伍百陆拾贰元伍角，如以后曾江舜归回，曾江孝和黄美娇具应把代收款项如数交还。……。该房屋现已出卖，以后各方俱不得重买回居住。”协议还对曾哈目夫妇遗下的家具进行分析，留下曾江舜的份额。房屋由许钦介绍卖给田雅，同日又立下《卖房屋断根契》，曾武、曾江孝、黄美娇、许钦及代书人欧福祥均在卖契上签字盖章。卖断契写：“立出卖房屋断根契字人曾江孝、曾武、黄美娇承先父遗下房屋三人同意出卖址在城关镇下田街下庙仔顶门牌314号全座房屋出卖，托中招得董担（田雅丈夫）就头承买。三方同意出卖价格人民币肆千五百元正，现交来定款人民币二百一十元正，每人收人民币七十元正。门窗户扇俱各齐全。自卖厝之日起交还厝期间四个月。并且办理土地证手续完整交过买主。”立《卖房屋断根契》时田雅不在场，由许钦将定金付给曾武、曾江孝、黄美娇各70元。第二天，黄美娇又到居委会要求曾武偿付往年修理房款，曾武不同意，居委会干部对许钦讲，由于曾武不付修房款，不要把1125元款全部交给曾武。据庭审时曾武、黄美娇、黄娇讲，卖房前他们没对田雅讲过有共有人曾江舜在台湾，田雅也说不知道有其他共有人的事。1982年6月东山县城关镇建设规划办公室根据县法院要求对讼争屋进行估价为2924元。田雅买房时将自己原住房卖掉，于1980年5月至9月，分三次付给曾江孝房款1400元，8月交付给曾武房款300元。同年12月，曾江孝将自己居住的后房一间、厅一间、天井一块交给田雅居住使用。当田雅要求黄美娇交房时，黄美娇反悔。1982年6月以后，黄美娇写了三封信给曾江舜，告诉有关卖房的事，曾江舜于同年9月9日从台湾来信表示：“这是祖遗产业，无论怎么样都不能出卖”。这之前曾江舜从未来过信，1982年至今也仅来过4封信。
（二）原审情况
1981年3月，田雅以向黄美娇、曾武、曾江孝买有平房一座，因黄美娇拒不交给房屋为由向东山县人民法院城关人民法庭起诉。城关法庭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美娇、关系人曾武、黄娇的丈夫曾江孝于1980年3月25日在下田居委会达成协议，自愿把房屋卖给田雅，三方已收取卖厝款计人民币1910元，田雅也于同年农历十二月初二搬入居住。在达成房屋买卖协议时，田雅并不知道共有人曾江舜在台湾。因此，该房屋买卖关系有效。但因曾江舜现尚在台湾，在未取得其同意之前本应保留其应得房产，而不应该把其应得的房产份额出卖后把款代管保留。于1982年6月29日以（82）东城民审字第04号判决书判决：
一、被告人黄美娇、关系人曾武、黄娇三人共有的址在城关镇下田街下庙顶356号平房一座的天井两所、大厅一间、屏后房一间、巷路一条、伙食房一间、水井一口卖给原告人田雅所有，买卖关系有效，买厝款人民币3375元，原告人田雅要付给黄美娇、曾武、黄娇各人民币1125元。
二、该平房的后房一间（已隔成房一间、小厅一间）归现在台湾的曾江舜所有，暂由黄美娇代管。
三、黄美娇应负责堵塞后房通向前段伙食房的门路。
黄美娇不服，上诉到龙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龙溪中院认为：原审东山县城关人民法庭对本案事实的认定部分不清。于1982年12月10日以（82）龙中法民上字第23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东山县城关人民法庭（82）东城民法字第04号民事判决书；发回东山县人民法院重审。东山县人民法院以原告田雅诉被告黄美娇的房屋买卖和被告人与第三人曾武、黄娇互诉的房产继承纠纷为案由，重新进行审理，并于1983年5月4日以（83）东法民字第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1）原告田雅与被告黄美娇、第三人曾武、曾江孝的房屋买卖关系无效，黄美娇应退还田雅人民币70元，曾武应退还田雅人民币370元，黄娇应退还田雅人民币1470元。
（2）城关镇下田街下庙顶356号平房一座估值计人民币4500元，前天井一所、前厅一间、屏后房一间、巷路一条，估值人民币2592．5元，划归曾武继承；后进房一间、小天井一所、伙食房一间、水井一口，价值人民币1907．5元，划归黄美娇、黄娇、曾江舜共同代位继承，曾武应付给黄美娇、黄娇、曾江舜的房屋差价人民币340元。
（3）曾武应付还黄美娇房屋维修费二分之一即人民币188元。
（4）屏后房与后天井相连的墙为曾武私墙。屏后房、巷路与伙食房相连的墙为共墙，巷路通向伙食房的门由曾武负责堵塞。
（5）曾哈目、卢慎遗下的钟表一只、柜桌一张、八仙桌一张、桌柜一张、手镜一个、大桶一个、桌一张、柜子一只、圆梯一张黄美娇、黄娇、曾江舜共同继承。
（6）曾武继承的天井一所、前进厅一间、屏后房一间、巷路一条卖给田雅，价值人民币2592．5元。
（7）以上房屋的移交、款项的支付、门的堵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的一个月实施完毕。同时，黄美娇把堆放在前天井、前厅的物件搬迁清楚。
判决后田雅、黄美娇、黄娇、曾武均不服，上诉至龙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龙溪地区中级法院认为：上诉人黄美娇和曾江孝、曾武对共有的房屋尚未分析，没有征得共有人曾江舜同意，就与田雅协商买卖房屋是不对的，黄美娇在协商买卖房屋期间就已反悔，原审法院判决双方房屋买卖关系无效是正确的。上诉人田雅要求确认该房屋买卖关系有效与法不符，不予支持。上诉人曾木枞在本院审理中，考虑到黄美娇、黄娇住房确有困难，自愿把其父应得的房屋份额作价卖给黄美娇、黄娇，双方自愿达成协议。于1984年12月26日以（84）龙中法民上字第1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1．维持东山县人民法院（83）东法民字第03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五、八条的判决。
2．撤销东山县人民法院（83）东法民字第03号民事判决书第二、三、四、六、七条的判决。
3．改判：
（1）曾武应分得的祖遗房屋份额人民币2250元卖给黄美娇、黄娇、曾江舜。款项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6个月内全部付给曾武的合法继承人曾木枞等人。
（2）田雅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年内将房屋、天井全部归还黄美娇、黄娇、曾江舜居住使用。
（3）黄美娇、曾木枞退还田雅的款项，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之内付清，黄娇退还田雅的款项，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6个月内付清。
第二审判决后，由于田雅无处搬迁，判决无法执行。田雅不服第二审判决，向漳州中院和东山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东山县人民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84）龙中法民上字第175号民事判决有不妥之处，于1988年2月10日以（1988）东法函字第02号函件，向漳州中院提出申诉复查意见，要求维持东山县人民法院（83）东法民字第03号民事判决。
漳州中院于1988年12月2日以（1988）漳中法申民字第4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该案进行再审。经公开开庭审理，并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向我院提出以下请示意见：对曾哈目夫妇遗产，曾武与曾文享有同等继承权，现曾文与曾武已死亡，曾文与曾武应得的遗产份额应由他们各自的合法继承人继承。原第二审有关曾哈目、卢慎遗产的继承的判决是正确的。黄美娇、曾江孝、曾武在1980年自愿将其共有的房屋卖给田雅，并立下买卖合约字，各人收取定金70元，过后曾武收田雅买厝款300元，曾江孝收1400元。并于同年12月将前进屏后房一间、厅一间、天井一块交付田雅使用至今。田雅为了买厝，已把自己居住房屋出卖，原第二审判决田雅与对方当事人房屋买卖关系无效是不当的，但考虑到该房屋买卖关系没有征得共有人曾江舜同意，黄美娇在出卖房屋的第二天就反悔，所以应认定田雅与黄美娇、黄娇、曾武房屋买卖关系部分有效，部分无效。即曾武和黄娇应继承份额买卖关系有效，黄美娇和曾江舜应继承份额买卖关系无效。
（三）我院审判委员会意见：
我院审判委员会于今年4月29日对此案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处理该案应适用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但对具体适用该意见时，形成下列两种意见：
一、买卖关系无效。该案黄美娇、黄娇、曾武、曾江孝事先未征得共有人曾江舜同意而擅自出卖共有房屋，其行为侵害了去台人员曾江舜的合法权益，因此，该买卖关系无效。但由于买方事先不知有共有人在台湾，没有过错，黄美娇、曾武、曾江孝应赔偿买方所受到的损失。
二、买卖关系部分有效，即曾武、曾江孝可继承份额有效，黄美娇、曾江舜可继承份额无效。曾江孝不仅收了定金、房款、而且将他所住的房屋（约占讼争屋一半）交付田雅使用和管理至今，曾武收了定金和部分房款，并在法院第二审期间还同意出卖房屋，因此，曾武、曾江孝可继承份额买卖关系应认定有效；去台人员曾江舜事前无法知道，事后不同意卖房，黄美娇收定金后反悔，未收房款，亦未交付房屋，因此，该二人可继承份额买卖关系应认定无效。此外，该房屋买卖是由于原房屋使用人黄美娇、黄娇不和引起的，田雅在买房时不知道有共有人在台，为买讼争房而卖掉了原住房，并实际使用管理了约占讼争屋一半的房屋。根据1979年最高法院《关于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亦应认定部分买卖有效。
1990年7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