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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揽合同中，如果定作人因某种客观原因不需要承揽人完成一定工作时，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对解除合同中的有关问题，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本文对相关问题进行探析。

定作人行使解约权应在承揽人完成工作成果前

合同解除权是当事人之间签订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情形之一。合同解除后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巨大，因此世界各国都对合同解除进行了严格限制，以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

我国合同法规定了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形式，其中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由此说明，解除合同一般是当事人协商的结果，即使法定解除，在一定条件下同样需要对方同意。对于有异议的一方请求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期限，合同法虽没有作出规定，但依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合同解除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述规定均是针对一般合同而言的。

对于承揽合同，法律也有规定例外的情形。换言之，承揽合同中定作人一方享有单方解除权，是我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的特例，该条规定：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由此可以解读出定作人行使解除权是无条件的，并且不以赔偿承揽人的损失为前提，赔偿承揽人损失是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而非定作人解除合同的条件。探究其立法目的，主要是因为：首先，承揽合同是以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为其本质的，若定作人不需要承揽人完成工作，但碍于合同的法律拘束力仍需要和承揽人继续履约，不仅对定作人毫无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也是不经济的。其次，从承揽人角度看，承揽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报酬，如果解除合同承揽人能够得到相应的补偿，对其并无损失可言。该条规定与世界各国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及日本民法典的规定是一致的。

值得关注的是合同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对定作人提出解除合同的期间，未给出明确的限制，这是否意味着定作人在承揽人完成工作成果后，同样能够提出解除合同？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如果承揽人已经完成工作成果，除承揽人存在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外，定作人必须接受工作成果。反之，如允许定作人在承揽人完成工作成果后解除合同，那么赔偿损失的数额可能就是承揽费用，此时解除合同已无实际意义。笔者认为我国合同法虽然对定作人提出解除合同的时间没有限定，但毋庸置疑的是定作人提出解除合同的时间应限定在承揽人完成工作成果之前。

承揽人根本违约定作人可以解除合同

有观点认为，即使承揽人迟延履行债务，定作人也不能提出解除合同，其理由是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二条“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作人可以要求承揽人承担修理、重作、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但是，解除合同与违约责任并非同一属性，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未涵盖解除合同，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的违约责任形式亦未包括解除合同。因此，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二条显然不可能将解除合同纳入至违约责任的范围。由于解除合同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合同，对承揽合同的主体也同样可以适用。换言之，定作人单方行使合同解除权是法律赋予的权利，解除合同后，定作人应赔偿承揽人已完成工作的报酬及合同履行完毕后可能获得的利益。但定作人如以承揽人违约为由解除合同，导致的法律后果可能是承揽人赔偿定作人的损失。

司法实践中，定作人选择行使单方解除权还是以对方违约为由解除合同，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法院审理案件的范围。根据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由此说明，当事人一方如存在根本违约的情形，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根本违约是指一方当事人违约而使相对人的主要利益不能得到满足，亦即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对此，受损害方可以采取解除合同的违约补救措施，并可要求赔偿损害。从价值取向上分析，根本违约制度的实质意义在于平衡社会利益和当事人双方的利益。根本违约的构成必须具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所谓客观要件是指违约行为和使另一方蒙受重大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主观要件是指违约方能够或应当预见其违约的后果。对于承揽人完成的工作成果有严重瑕疵，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时，定作人当然可以选择解除合同。

定作人行使解约权的法律效力

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扑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该条规定界定了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为：终止履行或者恢复原状，如有损失的可以要求相对人赔偿损失。终止履行，是合同关系彻底消灭、合同规定的义务不再履行；恢复原状是指当事人应恢复到订立合同前的状态，仅发生于合同部分或全部履行前的状态。

作为合同法分则规定的定作人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主要体现在承揽人应立即停止工作；赔偿因解除合同给承揽人造成的损失。承揽人停止工作在实践中几乎无争议，但对于赔偿损失的范围，由于我国合同法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因而实践中通常按照合同法关于损失赔偿的原则进行处理。笔者认为，对于赔偿范围不仅应包括承揽人已经完成的工作量报酬，还应包括对未完成工作量的可得收益，当然，可得收益应减去承揽人未进行工作的劳务费用。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女大学生怀孕案”的事后评说

秦前红


本案背景：

张静与李军是西南某学院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两人相恋一年多。去年暑假期间，二人外出旅游时同住了一晚，发生了性关系。去年10月1日，张静突感腹痛，便到校医院看病，被诊断为宫外孕，旋即自费住进了地方医院并施行了手术。10月15日，张静手术刚刚出院，即被通知要写检查交待发生性行为的时间、地点、次数、对象等，并承认自己犯有“品质恶劣、道德败坏”，发生“不正当性行为”的错误。两个学生不同意学校的这种说法。10月30日，学校以学生对错误“认识不到位”、“狡辩”为由，将二人处以勒令退学处分。然而，二人却不服学校的处理决定，准备将母校西南某学院告上法院。

本案有三个层面的问题值得关注和讨论：第一，张某和李某这一对青年男女是否有谈恋爱的自由和支配性的权利。我认为其答案无疑是肯定的。这首先是因为在一个文明和法治的社会里，人的自由只应受到法律的限制，“法无禁止即自由”。我国现行的法律和法规并无明确限制在校大学生“谈恋爱”和“发生性行为”的规定，因此我们的大学或许可以倡导大学生遵循某种公序良俗，却不可以道德的法官自居，去干涉个人私域的自由。第二，本案突显了我们高校现有规章制度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在以人文主义关怀为取向、以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和创造精神为目标的教育新理念下，过去那一套旨在把学生培养成驯服工具的规章制度依然惯性地产生约束力，是令人匪夷所思的。随着社会的多元化，我们的教育也日益多元化。大学不仅是精英教育的象牙塔，更是普罗大众提高智识的乐园；不仅是青年学子的欢聚地，还是中老年学人继续教育的栖息场。我们可以不断出台关于教学和科研的新规则和新制度。倡导理性和科学的教育管理，但我们为什么不能制定出适合不同年龄、学历、性别、民族等个性因素行为准则？我们为什么可以容忍教育管理者对于关涉学生重要权利和利益的问题采取武断和恣意的做法，却不建立一套能保障各方权益的申诉、听证、复议的权利救济制度？第三，诉讼权是公民的重要人权之一，公民完全可以权利受侵害为由，向司法机关提出自己的诉求。但在本案中两名学生能否在实体权利方面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或者说能否胜诉？却值得斟酌。首先，请求撤销行政决定之诉属于行政诉讼，而以侵害名誉权、隐私权为由要求赔偿却属于民事诉讼，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依法不能合并审理。其次，侵害名誉权要以违反“确实性”原则为要件，既侵害人故意散布捏造或者歪曲的事实，以达到贬损他人人格的目的，但本案作为学校一方并无上述情节。再次，我国宪法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公民隐私权，而是否尊重和保护公民为法律所未规定的“剩余权利”，在我国法学理论和实务界尚存争议。制定法系国家从理论上不容许法官有脱离法条而创制规则、裁判案件的权力，中国属于制定法系国家，因此我国的法官也必须遵循上述法律原则。虽然最高法院在一份司法解释中把侵害隐私权的案件归类于侵害名誉权的案件中，姑且不论其归类十分正确和合法，但起码有了这份司法解释，这对学生就不能独立地提起侵害隐私权之诉。

本稿应某报刊之约写于2003年2月，但因为某种原因未能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