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刑法中的一般辩护
乔纳森.赫林
楼杰科译
16-1正当理由与宽宥事由
在考虑辩护理由时区分正当理由与宽宥事由是有益的。主张正当理由本质上是宣称实施之行为在所有情形中都是允许的。在道德上不必必然是最恰当的行为，但是必需是法律允许的行为。例如，如果被告人被一五岁幼童持枪逼近并且将要扣动扳机，那么法律可能允许（正当）打死幼童——即使在道德上理想的事是让幼童开枪。正当理由并不否定对被害人的侵害，但解释说有相应的情况使行为正当化。
另一方面，宽宥事由主张，承认行为是不正当的，但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不应受到刑事定罪的谴责。该主张认为假定被告人的心理状态或行为时的情形是可理解或可宽宥的，那么行为就是可理解和可宽宥的。Paul Robinson简洁地概括了正当理由和宽宥事由的区别：“正当的是行为，宽宥的是行为人”。
宽宥事由可能是不完全的。即，被告人没有实施犯罪的完全责任，但即使如此仍有点责任。例如，激怒辩护可使判决从谋杀降至过失杀人。此不完全辩护并不表示被告人无责，或被宣告无罪，但暗示着他的责任不足以定谋杀罪，所以可以视为不完全宽宥事由。有时有“不完全正当理由”的说法，但许多论者认为这不是确切的用语，因为行为要么是正当的要么不是正当的。
虽然把辩护理由划分为宽宥事由和正当理由在概念上是有用的，但对此过于强调也有危险。特别是，辩护理由的法律定义不是以正当理由与宽宥事由的思想划分而发展的。如果法律这样做，那么可能更加清晰。
过分强调区分宽宥事由/正当理由的危险之一是诱使人们以为任一辩护理由都应划为正当理由或者宽宥事由。辩护的法律定义包括事实情形时，其中有一些是正当理由，而有些是宽宥事由。例如，如上所述，自我防卫是“正当理由”的典型例子，但是自我防卫的法律定义包括被告人的认识错误——认为他正受到攻击而事实上没有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形中，有些论者认为被告人不是正当的。可以说允许被告人对实际上对其没构成危险的被害人使用武力吗？毫无疑问被告人有宽宥事由。虽然不能把有些辩护理由清楚地划为正当理由或宽宥事由，但有些辩护理由可以清楚地划为正当理由或宽宥事由：例如，精神病显然是项宽宥事由。
过分地强调辩护理由不是正当理由就是宽宥事由的极端划分的另一危险是实践的考虑，政策因素以及容易使陪审团理解法律的需要同样影响着辩护规则。因此，我们不应期望正当理由/宽宥事由的区分是辩护法发展的唯一影响因素。
迄今为止，我们已考虑了正当理由和宽宥事由的理论区分。那些实践中的辩护理由应属于哪一个呢？虽然，如我们刚所述的，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着这一方面的法律，但是现在还是要讨论数个早已提出的辩护理由。
1、从犯
如果第三者帮助以正当方式行为的人，那么就没有犯罪的罪责。这是因为他帮助实施的行为被社会所认可。但是，有宽宥事由的主犯的从犯仍有罪责，因为他帮助实施了未被认可的犯罪行为（除非从犯自己有辩护理由）。
2、法律标准的性质
起先你可能认为决定运用正当理由的标准完全是客观的，因为法律考虑的是被告人的行为是否为社会认可。与此相反，你可能认为宽宥标准本质上是主观的，因为法律考虑的是被告人的可责性。一般而言这是确切地，但并不完全正确。首先，关于正当理由，必需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有正当化原因。例如，如果Mike看见他的敌人George并向他开枪，但是Mike不知道George正要在拥挤的市场上引爆炸弹，所以Mike这样做被证明是正当的，但是Mike不能依此辩护。理由是当考虑行为是否正当时，应考虑所有的情形包括被告人的信念。如果被告人以不恰当的动机杀人，那么他就没有以社会希望他行为的方式行为。有时这被称为Dadson原则。
此外宽宥事由有时不完全依赖主观标准。激怒：如果被告人被侮辱，如此的生气以致于他失去自控，他就有不完全宽宥事由。但是，我们不可能想使该辩护理由适用于被告人的答辩完全不合理和由醉酒或自负引起的情况。所以，为运用激怒辩护，被告人必须证明他的答辩是合理的，因此是值得宽宥的。可以用两种方法解释这一点：一个例子是如果由道德哲学单独决定标准，那么政策（期望法律保护社会成员免受不合理激怒的杀害）就会影响使用的标准；另一观点是如果被告人能控制他的愤怒，但对没有控制住愤怒无合理的理由，那么他应受谴责并且不能主张宽宥。
3、自我防卫或阻止犯罪
区分正当理由和宽宥事由的另一实践效果是如果被告人保护自己免受武力侵害，那么他可以保护自己免受有宽宥事由的攻击者的侵害（例如，如果攻击者正梦游），但不能反对有正当理由的攻击者（见第15章3-1）。
4、严格责任犯罪
当面对严格责任犯罪指控时宽宥事由似乎同样无效，但正当理由适用于任何犯罪。
5、误解与辩护
有些论者认为在被告人发生认识错误时正当理由和宽宥事由之间应该有区别。如果被告人误解事实并且认为它们允许他使用正当武力，那么即使误解是不合理的，他也有辩护理由。但是，如果被告人依赖于宽宥事由，那么他的误解必须合理。对此的观点是旨在依赖于宽宥事由的人已承认他的行为是不正当的，并且如果他有宽宥事由，那么他就应无责。如果他以不正当的方式行为并且作出不合理的误解，那么就不应适用宽宥事由。
在考虑各个辩护理由之前需要进一步强调一点。除精神病辩护和减轻责任辩护外，被告人无需证明他的辩护理由。这不是说检察官必须举出证据反驳每一个可以提出的辩护理由。被告人有责任（被称为）举出足够的证据作为他辩护的基础。除非被告人或检察官各自提出有关辩护的证据，否则法官就不引导陪审团考虑辩护理由并且被告人不能以检察官没有反驳辩护为由对定罪提出上诉。重要的在于记住除例外外证明犯罪的所有要素的责任赋予检察官（见第2章4）。被告人的责任是举出他提出的特定辩护理由的证据。
现在我们考虑两种辩护理由，在这两种辩护理由中，被告人承认他有必要的犯罪行为和犯罪心理，但是他可依此辩护。
16-2 威胁胁迫
在被告人承认他实施了指控的犯罪，并有必要的罪过，但是他声称他只有这样做，因为他不服从威胁者的命令，就有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危险时，可能提起胁迫辩护。威胁可能是针对被告人的，也可能是对他人的。同自我防卫一样，胁迫是完全辩护理由，如果辩护成功，结果就是宣告无罪。但是，反之一般而言自我防卫被认为是使用武力的正当理由，但不清楚的是胁迫是否同样是正当理由或者是否根本上被视为宽宥事由。
基于正当理由的胁迫辩护旨在认为服从威胁者所做的错事（例如，实施偷盗或毒品犯罪）要比威胁者所做的错事（诸如死亡或严重攻击）小。换言之，胁迫下的犯罪是两恶之小恶。将胁迫视为正当理由的问题是被告人经常被命令去伤害无辜的旁人。例如过去北爱尔兰恐怖分子抓住一出租车司机威胁杀了他或他家人，除非他把他们和武器带到特定的目的地。在此在爆炸中受伤或死亡的人是无辜的，因此有些论者认为他们的受伤或死亡不能是正当的。经常区分一个重要的不同点，自我防卫，与胁迫一样，被告人为阻止对自己或他人的伤害而实施行为，但是，与胁迫不同的是，他伤及的人（攻击者）是应受谴责的，已在攻击他，所以使用武力反对攻击者是合法的。换言之，在自我防卫中被害人正对被告人形成危险，而在胁迫中他没有。强调这一点后，应该记住即使被害人是无罪的你也可以进行自我防卫。例如，如果实际没有攻击但认为有；或者如果攻击你的人是无责的，例如他是儿童。这表明区别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么确定。
另一观点是将胁迫视为宽宥事由。依此所见，可以称法律不能期望普通人有特别的勇气反抗可怕的威胁，屈从威胁的人没有多大的可责性。因此胁迫可简单地视为对多数人所具有的人性的弱点的让步。当人们面对杀死他们或他们的家人的威胁时，他就会实施犯罪。对此观点稍有不同的解释是在受到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威胁后的不可避免的恐慌中，被告人不可能清楚地思考，所以就不为任何决定承担责任。有时说被告人在胁迫下实施的行为是非自愿的。但是，必须审慎地对待这种主张。胁迫下的行为根本不同于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情况，如因为痉挛。事实上，在胁迫中被告人故意选择实施犯罪而不是遭受危害。但是被告人选择其所谓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不应视为被告人需承担责任的行为。所以或许把胁迫的效果解释为宽宥事由的最好方法是说被告人没有公平的机会遵守法律；他选择如其所做的，但在道德上他没有其他方法可为。
因此最好将胁迫视为正当理由还是宽宥事由呢？胁迫的法律辩护事实上可能包含了两种情况：作为宽宥事由的胁迫或作为正当理由的胁迫。如果Harrison，一个著名的恐怖分子，绑架了Meg并威胁杀了她全家，除非她去偷巧克力块，那么当然她应去偷巧克力块。这是社会想让她去做的；可以说她是正当的。事实上，基于宽宥事由的观点——她处在两恶选一的尴尬境地以致她不为她的选择负责——听起来不恰当。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中，被告人必须杀死无辜的人否则就会被杀，杀害很可能是不正当的，但是基于那时的恐慌的观点可能使我们宽恕或部分地宽恕被告人。如果这种看法正确，那么法律未能分辨事实上两种不同的胁迫辩护隐含在同一个“胁迫”标题之下的事实从而引起了法律面对胁迫时的一些困难。
当然，没有正当理由或宽宥事由的概念同样可以解释胁迫辩护理由的存在。例如，可以认为当行为人面对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威胁时，不能期望刑法会影响个人的行为。换言之，法律不能发挥遏止作用，所以社会不赋予刑事责任。这一理论已够充分了。那么有关胁迫的法律怎样呢？
16-2-1 胁迫是什么犯罪的辩护理由？
胁迫作为辩护理由除谋杀罪（无论主犯还是从犯；Howe案），谋杀未遂（Gotts案）以及某些形式的叛国罪外适用于其他任何犯罪。无人真正知道这里指的是何种叛国罪，因为很少有这种案件发生。清楚的是至少在有些叛国罪中可能提起胁迫辩护（诸如战时敌人的策反：Purdy案）。
Hailsham勋爵在Howe案解释了胁迫辩护不适用于谋杀罪的原因，他认为那是因为：
“善德，良策或善法认为，如Lynch案的多数派所做的……理性刚毅的一般人不被认为有英雄的能力，即使要求他杀无辜人而不是牺牲自己。毫无疑问在现实中许多人会屈从于诱惑……但是还有许多人不会，而我不认为如果他们屈从，作为“对人性弱点的让步”，前者就应免除刑事制裁的责任。”
这里的推理听起来是雄辩的。在面对威胁时，法律期望英雄主义，被告人应该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是杀害无辜的第三者。因此法律在此旨在支持尊重生命原则和保护无辜被害人的生命。这一推理的难点是它不包括威胁杀害被告人家人的情形。期望他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一回事，而期望他牺牲家人的生命则是另一回事。当想到胁迫只适用于被告人作为理性人行为时，阻却对谋杀罪适用胁迫辩护特别奇怪。并且只有在极不寻常的案件中陪审团才会决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合理的，即使他杀死了无辜的第三者。即使如此，胁迫辩护还是绝不适用于谋杀罪。
Morris勋爵在Lynch案中善辩地表达了赞成胁迫辩护适用于谋杀罪的观点：
“如果……除非他按告诉他的去做，否则受到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威胁，那么法律会不关心该人的悲惨痛苦的景况吗？就不仅理解胆怯而且也理解刚毅的法律而言，在紧急关头，行为并不削弱法律反而使它公正。当他们在当时不能合理地按期望他们的即使是在受限制的情况下决定和恰当处理……时，一个镇静的法庭当然不会要求他们以刚毅的或英雄的标准行为。”
胁迫辩护同样不适用于谋杀未遂（Gotts案）。说服最高法院的论据是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引起死亡纯粹是偶然的，所以胁迫在谋杀未遂中的适用性同于谋杀罪的情况。所以就受到威胁并面对谋杀或谋杀未遂指控的被告人而言，唯一的辩护理由就是缺乏故意。该观点必定是被告人没有杀害的目的（而是只想躲避威胁）并且，虽然他预见到死亡是他行为本质上确定的结果，但是陪审团仍不应说他有故意（Woollin案；见第4章3）。然而，虽然可以这样认为并且有些判例法支持它（Bourne案；Steane案），但是Howe案强调仅因在胁迫下行为并不意味着缺乏故意。
Griffiths勋爵在Gotts案中承认允许对故意伤害进行胁迫辩护，但否定对被害人死亡和谋杀指控（被告人的故意是相同的）进行胁迫辩护是不规则的。他认为“这是由法律特别关注人的生命而引起，它可能不合逻辑，但这是事实，并且必须接受。”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1992年4月26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92年9月17日贵州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6年4月1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06年7月19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县是贵州省管辖的行政区域内彝族回族苗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自治县的区域界线一经确定，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变动。确需变动的，由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部门与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充分协商拟定，按照法定程序报请批准。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设在草海镇。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宪法和法律在自治县的遵守和执行；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县级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法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自治县实际情况的，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并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各民族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护归侨、侨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台湾同胞在自治县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教育各民族公民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第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活动。禁止在未成年人中发展教徒。
自治县内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第九条 自治县依法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各民族公民的国防教育。做好征兵、优抚、安置、民兵和预备役建设工作，支持驻县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完成各项任务。
第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各民族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第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带领自治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围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把自治县建设成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二章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彝族回族苗族和其他民族的代表名额和比例，按照选举法和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确定。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彝族回族苗族人员所占比例可以略高于其人口比例，并且应当有彝族回族苗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十四条 自治县的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中，彝族回族苗族公民所占比例可以略高于其人口比例。
自治县人民政府实行县长负责制。
第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依照自治县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第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和自治县的实际，在上级核定的机构设置和总编制员额内，合理确定和调整机构设置和编制员额，报经批准执行。
第三章 自治县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第十七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是自治县的地方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县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受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
第十八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院长或者副院长、检察长或者副检察长。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配备适当数量的彝族回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工作人员。
第十九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使用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审理和检察案件。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
第四章 经济建设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下，结合自治县实际，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规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自治县的经济建设事业。
自治县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自治县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以及其他领域的建设和国有、集体企业改制，依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自治县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发展对外贸易。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地安排基本建设项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自治县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减少或者免除配套资金的照顾。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统一管理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国土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在自治县建设的重点项目缴纳的耕地开垦费，自治县享受优先用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和开垦新耕地的照顾；自治县征收的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专项用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照顾。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统一规划，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扎实稳步推进新阶段扶贫开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护土地承包经营者的各项权利，根据自愿、有偿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自治县加大农业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依靠科学技术，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发展粮食生产，发展特色农业和生态农业，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按照国家规定发展烤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加强扶贫开发工作，制定规划，采取措施，多渠道筹集资金，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自治县的扶贫开发工作，对民族乡和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乡村给予重点扶持。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快畜牧业发展，加强对天然草场、人工草场的保护和管理，禁止毁草开荒，建立和完善畜牧业科技推广、畜禽品种改良、疫病防治、饲料和畜产品加工及运销服务体系。
自治县鼓励、支持集体和个人开发利用天然草场、承包耕地和荒山种草养畜，发展生态畜牧业。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实行封山育林、植树造林、退耕还林、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依法保护野生动植物，禁止破坏森林和毁林开荒。
自治县鼓励、支持集体或者个人承包宜林荒山、荒地、荒滩植树造林。
农民在自留地和房前屋后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允许依法继承、转让和自主处理。
自治县征收的育林基金、森林植被恢复费，专项用于发展林业。
自治县对因执行国家天然林保护政策和国家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而减少的收入，报请上级国家机关给予补偿。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支持发展经果林，保护和发展中药材。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水资源的保护和管理，科学规划，合理开发利用，发挥水资源综合效益。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帮助缺水地区解决饮水困难。加强水土保持，防治自然灾害。
自治县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根据规划开发利用水资源，投资建设水利、水电工程项目，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自治县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征收的水资源补偿费，专项用于水资源的治理、保护和开发利用，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照顾。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扶持民族贸易、民族服饰、清真食品等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传统手工业品生产，享受国家在投资、金融、税收和财政政策等方面的照顾。
第三十条 自治县所属企业、事业，未经自治机关同意，不得变更其隶属关系。
上级国家机关在自治县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尊重自治机关的自治权，遵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接受自治机关的监督。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公路建设，加强公路的养护和路政、运政的管理，发展交通运输业。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发展邮政、电信、通信和信息化等事业。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城镇、农村集镇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
自治县的城镇规划和建设应当保持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对自治县的矿产资源进行保护和管理，依照法律和国家统一规划，对可以由自治县开发的矿产资源，优先合理开发利用。开采矿产资源，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
自治县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专项用于矿产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并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照顾。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安全生产，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对市场的监督和管理，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加强旅游业基础设施建设，依托草海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
自治县采取有偿转让或者特许经营等方式，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资开发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五章 财政管理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财源建设，加强财政监督和管理，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自主安排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自治县的财政收入。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按照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自治县的实际，制定补充规定和具体办法，报经批准执行。
自治县财政设立并安排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和民族工作经费。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享受上级财政支持自治县财政保证国家机关正常运转、财政供养人员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基础教育正常经费支出的照顾。
自治县享受上级财政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方式的照顾。
自治县在执行财政预算的过程中，由于国家政策调整和重大灾害等原因使财政减收增支时，报请上级财政给予补助。
第四十条 自治县逐步完善县、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在财政安排预算时，对民族乡和贫困乡（镇）给予照顾。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加强审计监督工作。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支持金融机构加强资金管理，积极筹集、融通和合理使用资金，发展和完善农村信用合作社，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六章 社会事业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适合自治县实际的教育发展规划，决定各类学校的设置、办学形式和招生办法，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发展高中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现代远程教育、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发展自治县的教育事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法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不断改善办学条件，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发展民办教育。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设立寄宿制学校，办好民族中学、民族小学校（班）。按照国家规定，保障就读学生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业。
自治县的普通高中招生时，对少数民族考生实行加分录取的照顾。
自治县财政安排少数民族教育专项补助资金，对家庭困难学生给予补助。
自治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教学，对汉语教学有困难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的小学，可以实行双语教学。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和管理，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改善教师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建立健全科技服务体系和科学普及体系，加大科学技术开发投入，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引进和推广适用科学技术，促进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发展科学技术事业。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自主创新，保护知识产权。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民族文化事业，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名胜古迹、革命遗址、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加强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挖掘优秀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培养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抢救、征集、搜集、整理、研究、保护和开发民族民间文化珍品、文献、典籍和实物。定期举办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自治县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扶持具有民族特色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培育和发展民族文化产业。
第四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大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加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对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的预防和控制，做好妇幼保健工作。
自治县重视中医药的研究开发，保护、扶持和发展民族传统医药。
自治县依法加强对公共卫生、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的监督和管理。
第四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发展体育事业，加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和具有民族特点的传统体育活动，继承和发展传统体育项目，增强各民族人民体质。
第五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上级国家机关的支持和帮助下，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等制度，发展社会福利事业。
第七章 干部职工队伍建设
第五十一条 自治县重视各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采取各种措施从彝族、回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培养使用各级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重视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妇女干部。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制定特殊政策，鼓励各级各类人才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工作。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在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十二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应当合理配备彝族、回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配备领导干部时，可以划出相应的名额和岗位，定向选拔彝族、回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
自治县录用、聘用国家工作人员时，对彝族、回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予以照顾。
第五十三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清正廉洁、公道正派，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提高工作效率。
第八章 民族关系
第五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自治县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第五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新发布依族乡享有民族乡的权利，支持和帮助新发布依族乡发展经济社会各项事业。
新发布依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有布依族公民担任主席或者副主席。
新发布依族乡的乡长由布依族公民担任。
第五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照顾本行政区域内散居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
第五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处理涉及本行政区域内各民族特殊问题时，要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依照法律规定妥善处理。
第五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尊重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彝族年、开斋节、花山节各放假1天。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九条 每年11月11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放假2天。
第六十条 本条例自1992年11月1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