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修正）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修正）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89年12月29日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5年9月28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生育节制
第三章 节育措施
第四章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六章 机构和人员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依法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促进建设富裕文明幸福家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具有本省户籍或在本省居住的公民。
第三条 公民有实行计划生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四条 推行计划生育以宣传教育和鼓励为主，同时采取必要的经济、行政和法律措施。
第五条 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妨碍。
第六条 本条例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各级人民政府制订本辖区生育计划不得突破人口规划指标。
各级人民政府实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具体落实到村、居民区和单位。
第七条 一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都应当执行本条例，并实行法定代表人负责制。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有关政策必须有利于计划生育，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认真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第二章 生育节制
第八条 提倡晚婚，推行晚育。按法定婚龄推迟三年以上依法登记结婚的为晚婚；已婚妇女二十四周岁以上生育或晚婚后怀孕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严禁未到法定婚龄者结婚和生育。
第九条 已婚公民依照本条例规定经批准后始得生育。
第十条 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的，为计划外生育。严禁计划外生育。
第十一条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夫妻，经批准，可以按计划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二）已生育一个子女，经县级以上病残儿童鉴定机构确诊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三）婚后五年不孕，经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单位诊断，并经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核实为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
（四）一方为烈士的独生子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五）一方未生育过，另一方再婚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六）一方未生育过，另一方再婚前丧偶并已生育两个子女的；
（七）一方连续从事矿井井下作业五年以上，只生育一个女孩，并继续从事井下作业的。
第十二条 夫妻均系农业户口的农民和渔民，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经批准，可以按计划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一方两代以上均为独生子女的；
（二）女方父母只生育一个或两个女儿，男到女家落户，并赡养女方父母的（只适用于姐妹中一人）。
第十三条 从事海洋作业的渔民和山区、海岛县（市、区）的农民，夫妻均系农业户口，只生育一个女孩，确有实际困难的，经批准，可以按计划生育第二个子女。但下列对象除外：
（一）进城镇自理口粮落户的；
（二）一方为招聘干部、乡以上事业单位职工或在编民办教师的；
（三）一方为全民或县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合同制工或一年以上临时工的；
（四）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确定的其他不批准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对象。
第十四条 计划外生育得到有效控制的平原、半山区县（市）的农民，夫妻均系农业户口，只生育一个女孩，确有实际困难的，经批准，可以按计划生育第二个子女。但下列对象除外：
（一）双方均系乡（镇）企业、村办企业、私营企业等企业职工的；
（二）从事个体工商业一年以上的；
（三）双方离开居住地外出经商、务工一年以上的；
（四）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不批准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对象。
第十五条 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按《浙江省少数民族计划生育的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归侨、侨眷以及夫妻一方是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或外国人的计划生育，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对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但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应当提倡和表彰。
对符合本条例规定批准再生育一个子女的，除第一个子女被确诊为非遗传性残疾外，收取适当数额的照顾生育社会抚养费。照顾生育社会抚养费实行县收县管，财政、审计监督，全部用于计划生育事业。收取标准、实施步骤和管理、使用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八条 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可以生育的，应由夫妻双方提出申请，经双方所在单位或户籍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签署意见后，按以下规定报有关部门审批：
（一）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报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批；
（二）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经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核后，报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其中，因第一个子女被确诊为非遗传性残疾或因其他特殊情况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经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核后报市（地）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
除具有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条件外，经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的，生育间隔期必须在四年以上。具体间隔年限由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九条 推行优生、优育。禁止近亲结婚。开展遗传咨询门诊，实行婚前医学检查制度。
第三章 节育措施
第二十条 有生育能力的夫妻必须按规定落实可靠节育措施。
计划外怀孕的，应当采取措施中止妊娠。
第二十一条 对接受节育手术的国家工作人员和职工，在国家规定的假期内，工资、奖金照发。
国家工作人员和职工因配偶接受绝育手术需要照顾的，经手术单位证明，所在单位可以给予三天至七天的假期，工资照发。
对接受节育手术的居民和农民，应当给予适当照顾。具体办法由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二条 接受绝育手术的夫妻，因特殊情况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并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所在单位证明，经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可以施行吻合手术。
第二十三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的综合管理，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计划生育的技术指导工作由卫生行政部门与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共同进行。节育手术必须由持有节育手术技术合格证的医务人员施行。节育手术技术合格证分别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计划生育行政部门颁发
。施行节育手术的单位，必须严格遵守《节育手术常规》的规定，保证手术质量，确保受术者的安全。
第二十四条 经县以上节育手术并发症鉴定机构确诊为节育手术并发症的，给予免费治疗。治疗期间参照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给予适当照顾。
经治疗仍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所在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妥善安排，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照顾。对丧失劳动能力，生活确有困难的，民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规定给予社会救济。
第二十五条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研制高效、安全、简便、经济的节育手段，适应计划生育的需要。
第四章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
第二十六条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按国家和省的规定执行，实行政府统一领导，计划生育部门主管负责，有关部门分工协作，并纳入流动人口的综合管理。
第二十七条 外出经商、从事劳务活动的育龄夫妻和按规定需要管理的其他外出育龄人员，外出前必须向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领取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并定期接受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的检查。
上述外来育龄人员在现居住地申请暂住证、营业执照、就业证等证照前，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到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交验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并接受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管
理。
第二十八条 各类外出承包、施工、经营单位必须与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签订计划生育责任书，并确定专人负责计划生育管理。
各类外来承包、施工、经营单位的负责人应当向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交验与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签订的计划生育责任书副本。
第二十九条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常住户口所在地人民政府和现居住地人民政府共同管理。
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与外出育龄人员签订计划生育合同，督促落实节育措施，签发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建立计划生育档案，并负责与外出育龄人员及其现居住地联系，落实管理责任。
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必须将外来人员的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本辖区的管理范围。对按规定应当领取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的外来人员，应当查验证明，建立计划生育档案，并出具查验证明，落实管理措施。
第三十条 各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和公安、工商、建设、劳动、人事、民政、卫生、交通、乡镇企业等部门必须按规定的职责和权限，落实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责任。
有关部门审批暂住证、营业执照、就业证等证照时，应当核查外来育龄人员所持的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计划生育查验证明，并将审批结果通报暂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对应当有而没有计划生育查验证明的外来育龄人员，有关部
门不得为其办理暂住证、营业执照、就业证等证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录用、聘用、雇用，也不得为其办理租赁、买房手续。
外来人员较多的地方，可以由计划生育、公安、劳动等部门联合办公，统一办理外来人员的计划生育、暂住登记和劳动就业等事项。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一条 晚婚晚育的，应当给予奖励和照顾，具体办法由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和职工男女双方晚婚的，增加婚假十二天；晚育的，男方可以享受五至七天护理假。对晚婚晚育的，分配住房，应当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三十五周岁以上未婚的应当视同已婚参加分房。
第三十二条 生育一个子女并已采取可靠节育措施的育龄夫妻，经本人申请，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所在单位核实，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夫妻，不再生育的，也应当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一）一方未生育过，另一方再婚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二）按规定条件已生育两个子女，死亡一个的。
第三十三条 国家工作人员和职工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可以享受下列奖励和照顾：
（一）领取每年不低于一百元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从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当年起至子女十四周岁止。女方产假期满后抚育婴儿有困难的，经本人申请，所在单位可以给予六个月的哺乳假，工资按本人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发给，不影响晋级、调整工资，并计算工龄。
（二）有条件的单位，可以给予女方产后一年假期（含法定产假），工资照发，不影响晋级、调整工资，并计算工龄。
上述第（一）项、第（二）项不能同时享受。
第三十四条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由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各发百分之五十。夫妻一方是农民或夫妻一方亡故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由另一方所在单位全数发给。
享受前条第（二）项奖励和照顾，夫妻不在同一单位工作的，男方所在单位应当在两年以内将按前条第（一）项规定应当承担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付给女方所在单位。
第三十五条 农民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应当给予奖励和照顾，具体办法由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
农村应当逐步实行独生子女父母和女儿户父母养老保险制度。
农村年老丧失劳动力的独生子女父母，所在乡（镇）、村应当给予经济和生活方面的照顾，实行养老金制度的地方可以适当增加养老金。
农村的独生子女，可以优先进乡（镇）企业工作。
第三十六条 单位和房管部门分配住房、农村审批宅基地，独生子女按两人计算。农村承包土地和山林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独生子女家庭。农村扶贫，应当把贫困的独生子女户和女儿户作为重点对象。
第三十七条 符合本条例规定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但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除享受本条例有关优惠待遇外，并给予奖励，具体标准由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十八条 对计划生育工作作出显著成绩的集体和个人，应当给予精神和物质鼓励。
对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开支较大、集体经济负担过重的乡（镇）、村，县（市、区）财政应当给予适当补助。省级财政应当安排必要经费，补助计划生育事业。乡（镇）统筹费应当有一定比例用于计划生育事业。
第三十九条 对计划外生育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按以下标准征收计划外生育费：
（一）计划外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五年内每年按男女双方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的标准征收；计划外生育第三个以上子女（含计划外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加重征收。
（二）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但未满当地规定生育间隔期提前生育的，每年按男女双方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的标准征收，至间隔期满止。提前生育不到一年的，按一年计算。
（三）未满法定婚龄非法同居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每年按男女双方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的标准征收，至依法登记结婚止。已满法定婚龄非法同居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按男女双方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的标准征收。
（四）登记结婚后未经批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按男女双方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的标准征收。
第四十条 计划外生育第二个以上子女（含计划外生育第二个子女）的，除按前条第（一）项规定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外，并征收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
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子女系城镇非农业户口的，每一计划外生育的子女三千元至五千元；农业户口的，每一计划外生育的子女一千元至三千元。
第四十一条 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和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具体标准，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在本条例规定的幅度内规定。
第四十二条 对计划外生育第二个以上子女的国家工作人员和职工，除按本条例有关规定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和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外，产假期间不发工资，妊娠、分娩、产褥期的一切费用自理，取消其他生育福利待遇，男女双方各处以降级以上行政处分，直至开除公职。
对计划外生育第二个以上子女的居民和农民，除按本条例有关规定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和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外，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规定其他限制措施。城乡个体工商户计划外生育第二个以上子女，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四十三条 已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和照顾，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的，经批准后，收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和已领取的奖励费。
对已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和照顾，又计划外生育的，收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和已领取奖励费，并按本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四条 严禁弃婴、溺婴。婴儿死亡的，应当由乡（镇）、街道以上医院出具死亡证明；未经医院诊疗死亡的，其父母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报告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查证核实。
弃婴、溺婴以及婴儿出生后去向不明或怀孕后胎儿下落不明的，按计划外生育处理。
弃婴、溺婴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禁止非法收养。非法收养的，按计划外生育处理。
第四十六条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市（地）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擅自进行鉴定的，由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没收其非法收入，并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活动的鉴定人、介绍人及其他参与人，每例分别处以二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并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由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取消执业资格；个体行医的，并没收其鉴定设备。
（二）对管理不严、出现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活动的单位，每例处以二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由其主管部门予以通报批评，并对单位法定代表人给予行政处分。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 突破计划生育控制指标的地区或出现计划外生育的单位，当年不得评为先进地区、先进（文明）单位。出现计划外生育第二个以上子女的男女双方所在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由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每例分别处以五百元至一万元的罚款，并可以提请
有关部门对单位法定代表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处以罚款：
（一）伪造、变造或骗取计划生育证明的，每例处以三千元至五千元罚款。
（二）为他人出具计划生育假证明、施行假节育手术，每例处以五千元至一万元罚款。
（三）擅自为他人取环或破坏其他节育措施的，每例处以五千元至一万元罚款。
（四）有其他破坏计划生育行为的，每例处以五百元至一万元罚款。
有上述行为的，并可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当事人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作出的罚款和征收计划外生育费、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天内，向县（市、区）人民政府或上一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申请复议。县（市、区）
人民政府或上一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
对复议决定不服或复议机关逾期没有作出复议决定的，当事人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或自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天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起诉，又不执行决定的，作出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征收的计划外生育费和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应当实行乡收县管，财政、审计监督，全部用于计划生育事业。具体办法由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规定。
第五十一条 拒绝、阻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或侵犯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人身、财产安全，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秉公执法。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照有关规定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计划生育经费及收取的计划外生育费、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照顾生育社会抚养费。对贪污、挪用、挥霍浪费上述费用的，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机构和人员
第五十三条 省、市（地）、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辖区的计划生育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辖区的计划生育工作。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设计划生育管理机构或配备专（兼）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
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可以设计划生育管理小组和计划生育服务员。
第五十四条 市（地）、县（市、区）的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隶属于同级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其任务是开展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技术服务、药具管理、人员培训等工作。
乡（镇）的计划生育服务站、行政村的计划生育服务室，负责为育龄人群提供计划生育服务。
上一级计划生育指导站应当加强对下一级指导站、服务站、服务室的业务指导。
第五十五条 省、市（地）、县（市、区）和乡（镇）、村、街道、居民区以及企业事业单位可以成立计划生育协会，协助各级人民政府推行计划生育。
第五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计划生育工作队伍的建设，切实解决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实际困难。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五十八条 乡（镇）、村、街道、居民区以及企业事业单位可以根据本地、本单位实际，在与本条例不相抵触的前提下，制订有关计划生育的守则、公约。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5年2月4日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同时废止。
附：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
（1995年9月28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1995年10月9日公布施行）
决定
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对《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修改为：“为依法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使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促进建设富裕文明幸福家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二、第七条修改为：“一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都应当执行本条例，并实行法定代表人负责制。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有关政策必须有利于计划生育，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认真做好计划生育工作。”
三、第十一条第三项修改为：“婚后五年不孕，经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单位诊断，并经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核实为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
四、第十四条第一项修改为：“双方均系乡（镇）企业、村办企业、私营企业等企业职工的。”
第二项修改为：“从事个体工商业一年以上的”。
五、第十五条修改为：“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按《浙江省少数民族计划生育的规定》执行。”
六、第十六条修改为：“归侨、侨眷以及夫妻一方是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或外国人的计划生育，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七、第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对符合本条例规定批准再生育一个子女的，除第一个子女被确诊为非遗传性残疾外，收取适当数额的照顾生育社会抚养费。照顾生育社会抚养费实行县收县管，财政、审计监督，全部用于计划生育事业。收取标准、实施步骤和管理、使用办法由
省人民政府规定。”
八、第十八条第一、二款合并为一款，修改为：“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可以生育的，由夫妻双方提出申请，经双方所在单位或户籍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签署意见后，按以下规定报有关部门审批：
“（一）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报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批；
“（二）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经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核后，报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其中，因第一个子女被确诊为非遗传性残疾或因其他特殊情况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经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核后报市（地）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
九、第十九条修改为：“推行优生、优育。禁止近亲结婚。开展遗传咨询门诊，实行婚前医学检查制度。”
十、第二十三条修改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的综合管理，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计划生育的技术指导工作由卫生行政部门与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共同进行。节育手术必须由持有节育手术技术合格证的医务人员施行。节育手术技术合格证分别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计划生育
行政部门颁发。施行节育手术的单位，必须严格遵守《节育手术常规》的规定，保证手术质量，确保受术者的安全。”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六条：“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按国家和省的规定执行，实行政府统一领导，计划生育部门主管负责，有关部门分工协作，并纳入流动人口的综合管理。”
十二、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七条，修改为：“外出经商、从事劳务活动的育龄夫妻和按规定需要管理的其他外出育龄人员，外出前必须向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领取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并定期接受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的检查。
“上述外来育龄人员在现居住地申请暂住证、营业执照、就业证等证照前，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到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交验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并接受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
管理。”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八条：“各类外出承包、施工、经营单位必须与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签订计划生育责任书，并确定专人负责计划生育管理。
“各类外来承包、施工、经营单位的负责人应当向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交验与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签订的计划生育责任书副本。”
十四、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九条，修改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常住户口所在地人民政府和现居住地人民政府共同管理。
“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与外出育龄人员签订计划生育合同，督促落实节育措施，签发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建立计划生育档案，并负责与外出育龄人员及其现居住地联系，落实管理责任。
“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必须将外来人员的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本辖区的管理范围。对按规定应当领取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的外来人员，应当查验证明，建立计划生育档案，并出具查验证明，落实管理措施。”
十五、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三十条，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有关部门审批暂住证、营业执照、就业证等证照时，应当核查外来育龄人员所持的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计划生育查验证明，并将审批结果通报暂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计划生
育办公室。对应当有而没有计划生育查验证明的外来育龄人员，有关部门不得为其办理暂住证、营业执照、就业证等证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录用、聘用、雇用，也不得为其办理租赁、买房手续。
“外来人员较多的地方，可以由计划生育、公安、劳动等部门联合办公，统一办理外来人员的计划生育、暂住登记和劳动就业等事项。”
十六、删去第二十九条。
十七、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夫妻，不再生育的，也应当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一）一方未生育过，另一方再婚前已生育一个子女的；
“（二）按规定条件已生育两个子女，死亡一个的。”
十八、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领取每年不低于一百元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从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当年起至子女十四周岁止。女方产假期满后抚育婴儿有困难的，经本人申请，所在单位可以给予六个月的哺乳假，工资按本人工资的百分之八十
发给，不影响晋级、调整工资，并计算工龄。”
十九、删去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二十、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农村应当逐步实行独生子女父母和女儿户父母养老保险制度。”
二十一，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三十六条，修改为：“单位和房管部门分配住房、农村审批宅基地，独生子女按两人计算。农村承包土地和山林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独生子女家庭。农村扶贫，应当把贫困的独生子女户和女儿户作为重点对象。”
二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七条：“符合本条例规定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但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除享受本条例有关优惠待遇外，并给予奖励，具体标准由县（市、区）人民政府规定。”
二十三、第三十六条改为第三十八条，修改为：“对计划生育工作作出显著成绩的集体和个人，应当给予精神和物质鼓励。
“对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开支较大、集体经济负担过重的乡（镇）、村，县（市、区）财政应当给予适当补助。省级财政应当安排必要经费，补助计划生育事业。乡（镇）统筹费应当有一定比例用于计划生育事业。”
二十四、第三十七条改为第三十九条，修改为：“对计划外生育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按以下标准征收计划外生育费：
“（一）计划外生育第二个子女的，五年内每年按男女双方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的标准征收；计划外生育第三个以上子女（含计划外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加重征收。
“（二）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但未满当地规定生育间隔期提前生育的，每年按男女双方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的标准征收，至间隔期满止。提前生育不到一年的，按一年计算。
“（三）未满法定婚龄非法同居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每年按男女双方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的标准征收，至依法登记结婚止。已满法定婚龄非法同居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按男女双方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的标准征收。
“（四）登记结婚后未经批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按男女双方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的标准征收。”
二十五、第四十二条改为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弃婴、溺婴以及婴儿出生后去向不明或怀孕后胎儿下落不明的，按计划外生育处理。”
二十六、第四十三条改为第四十五条，修改为：“禁止非法收养。非法收养的，按计划外生育处理。”
二十七、第四十四条改为第四十六条，修改为：“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市（地）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擅自进行鉴定的，由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没收其非法收入，并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活动的鉴定人、介绍人及其他参与人，每例分别处以二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并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由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取消执业资格；个体行医的，并没收其鉴定设备。
“（二）对管理不严、出现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活动的单位，每例处以二千元至一万元的罚款，由其主管部门予以通报批评，并对单位法定代表人给予行政处分。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八、第四十八条修改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处以罚款：
“（一）伪造、变造或骗取计划生育证明的，每例处以三千元至五千元罚款。
“（二）为他人出具计划生育假证明、施行假节育手术的，每例处以五千元至一万元罚款。
“（三）擅自为他人取环或破坏其他节育措施的，每例处以五千元至一万元罚款。
“（四）有其他破坏计划生育行为的，每例处以五百元至一万元罚款。
“有上述行为的，并可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九、第四十六条改为第四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当事人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作出的罚款和征收计划外生育费、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天内，向县（市、区）人民政府或上一级
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申请复议。县（市、区）人民政府或上一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
三十、第四十七条改为第五十条，修改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县（市、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征收的计划外生育费和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应当实行乡收县管，财政、审计监督，全部用于计划生育事业。具体办法由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规定
。”
三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一条：“拒绝、阻碍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或侵犯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人身、财产安全，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秉公执法。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照有关规定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计划生育经费及收取的计划外生育费、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照顾生育社会抚养费。对贪污、挪用、挥霍浪费上述费用的，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十三、第五十条改为第五十四条，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乡（镇）的计划生育服务站、行政村的计划生育服务室，负责为育龄人群提供计划生育服务。
“上一级计划生育指导站应当加强对下一级指导站、服务站、服务室的业务指导。”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文字和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1995年10月9日
初探法律现代化进程中的困惑——以构建中国式诉辩交易制度为契入点
王硕 郭春枝（助）
摘要：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法律发展过程，中国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要学习、移植发达国家的某些法律制度。但如何选择移植的法律制度，以及怎样将其根植于社会主义土壤，充分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现阶段法制建设过程中急需应对的又一难题。本文以中国式诉辩交易制度的构建为例，深入剖析法律土壤在法律移植中的作用，对于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法律本土化面临的困惑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法律现代化；法律本土化；诉辩交易；法律移植
一、法律移植是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法制现代化代表着人类弃旧图新的意志和愿望，具体而言，法律现代化包涵三层意思：第一，法律现代化意味着一种内制改革的需求，指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能够对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给予广泛的有效的法律调节，实现法律制度本身的体系配套、内容完善。第二，法律现代化体现着受外力促进后的创新精神，反馈着现代文明的所有成果和优秀品质，强调剔除愚昧落后甚至野蛮的因素。第三，法律现代化是一种最高境界的价值追求，要求人们拥有深邃的对法律适应时代需求而进化的理解和认同，代表着人类前进过程中弃旧图新的意志和愿望。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法律发展过程，它不是孤立封闭的现象，也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的个别态势。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家间交往日益频繁，各种不同的法律文明必然发生相互撞击和冲突，并导致相互渗透、吸收和融合。特别是现代社会,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处于共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下，各国政治、经济活动的相关性和互动性因素加强，从而客观上要求各国立法协调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关系。法制发展呈现出国际化的强劲势头。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法制的发展都不可能走封闭式的道路，而法律移植正是移植国突破狭隘的民族界限，面向世界寻求法制发展的结果。因此，移植外国先进法律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二、 移植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是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任何制度的设计建构都离不开其背后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文化传统、民族特征，就像鱼的生长与水息息相关一样，不同法制有它特定的生成环境，再好的法律制度离开了合适的文化环境尤其是法律文化环境也会失去生机与活力。法律移植指移植国有目的地对外国法制进行选择和创新的结果, 这种选择和创新必然具有主观能动性，它是个复杂的过程，正如植物移植需要考虑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差异，器官移植需要考虑人体的排他性因素一样，法律移植也要考虑外国法在本土社会环境中的融生问题，而这比植物移植和器官移植要复杂得多，它是“移”和“植”的统一，既包括对外国法的移入，也包括外国法在本土的培植，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而后者更为重要。因此，如何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先进法律制度成为法制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基石之一。本文通过分析诉辩交易制度在中国构建过程中的困境，说明法律制度对文化环境的依赖关系。
诉辩交易或者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肇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亦称答辩谈判(Plea Negotia-tion)和答辩协议(Plea Agreement)，指起诉和辩护双方律师在庭外进行磋商和谈判,起诉方以撤销部分指控、降格控诉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刑等许诺换取被告人作认罪答辩，以便节省审判所需的时间和开支，特别是避免审判的不确定性。在此磋商的过程中,双方律师要经过认真的准备，可能还要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如同市场上做交易那样，故称答辩交易。其最大的特点是高效便捷，节约司法成本。
诉辩交易之所以在美国诞生，有特定的渊源，与美国的社会环境、诉讼理念、诉讼制度、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美国奉行当事人主义和程序正当的理念，其价值观认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并无实质的区别，在刑事诉讼中也实行当事人处分原则，当事人也可以自由处分诉讼中的请求，在刑事程序中实行“罪状否认程序”，被告人一旦自愿作出有罪答辩，便意味着放弃了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也放弃了获得无罪宜判的权利。在美国，公民与政府的人格是平等的，诉讼中的地位对等，被告人是一方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自己命运，即使在有罪答辩的情况下，也是被告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切身利益而进行的“自愿而明智”的选择。美国的检察官享有独立的、几乎不受限制的裁量权，是诉辩交易的前提，美国实行公诉垄断，被害人是刑事诉讼的证人，对刑事诉讼的进行和案件的解决几乎没有影响力，而是由检察官与被告解决，检察官享有刑事追诉的决定权。刑事判决的“非合意性”和人们追求未来生活确定性、避免冲突的愿望，是诉辩交易盛行的心理因素。案件的压力与司法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是诉辩交易盛行的直接原因。另外，美国完备的证据开示制度也是诉辩的交易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
而在我国，虽然从理论和现有法律规定以及实际情况看，设置诉辩交易程序已经具备了条件。比如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同时142条也规定了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在审判中形成了检察官主审、控辩对抗、法官居中的局面，已经具备了设置诉辩交易的理论基础。再者我国正处于变型转轨时期，各种犯罪案件急剧上升使得诉辩交易制度的引进存在必要。但诉辩制度与我国现行司法制度以及某些传统法律文化格格不入。首先，我国刑诉法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原则，在诉讼中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而在诉辩交易制度下，被告人本来自己没有犯罪但可能出于各种考虑，通过认罪来换取自由，这就违背刑事诉讼法当中的证据原则；其次，我国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定罪量刑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不能根据被告人是否承认来认定，而诉辩交易降低了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与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相悖。并且，诉辩交易制度不适合我国国情。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法律原则的确立和落实，程序正义的理念刚刚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诉辩交易，势必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对诉讼参与人的程序权利的保证。同时我国目前的司法职业环境、法律职业者的素质都不能适应诉辩交易制度的要求。如果实行诉辩交易，肯定会赋予司法职业者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在目前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的情况下，新的腐败难免会乘虚而人。
如上所述，诉辩制度在很多方面与中国传统的法制环境、本土法律资源以及法律文化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冲突与矛盾，但我们不能因为阳光会投下阴影而拒绝光明，不能因为中国当前的某些法律文化、法律土壤中的某一成分不适宜该制度是我培植而否决该项制度在当前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判断是否应该移植某一项法律制度时，首先应深入分析该法律制度在国外所赖以存在的法律文化环境的基础之上，联系中国当前的实际国情，结合中国的法律文化土壤，以确认是否存在培植该制度的空间以及空间的大小。对于只是存在生长空间的大小问题而非有无的情况下，不能断然否决考虑移植的制度在国内存在的合理性与合理性，需要我们做的或者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培育符合需移植制度生长的更好的土壤，拓展其发展空间。正如对于诉辩制度一样，我们的当前工作就是培植适宜此种制度生长发展的法律土壤与文化环境，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的诉辩交易制度，实现诉辩制度的本土化。
三、法律本土化是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家的传统作为活生生的文化存在的现实土壤，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轻易割断与彻底决裂的，无论我们在主观上怎样彻底地摆脱传统的束缚，怎样企图与传统实行彻底的决裂，但在实际上可能仍然带有传统赋予我们的观念框架和文化眼镜。而西方文化作为活生生的有机联系的系统，在与其进行全面接触与认识之前，我们无法先入为主地对它的各种因素进行准确的判断，更无法对整体结构中的各个分子进行好恶的取舍，并且一个国家在主流文化以外，民族、区域、城乡、环境等的差异，除了考虑与主流文化的融合，更重要的是与千差万别的亚文化进行调适。因而本土化是中国法治走向现代化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即弘扬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而非光复旧习，注重中国现实、国情而非脱离社会需要，坚持中国法治发展特色而非盲目崇拜西方。任何企图依靠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法律，完全照搬、移植西方的法律来来实现本国法律的脱胎换骨从而完成的法制现代化的企图，不仅在是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事，而且注定是难以成功的。60年代法国比较法权威达维德曾以法国法典为蓝本帮助埃塞俄比亚起草了一个形式上相当完备的现代化法典，但却因不符本国国情，被人们讥笑为“比较法学家的乐事，非洲人的恶梦”。但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资源并不是单纯的从历史中去寻找，更多的是从生活中着手，以习惯、行为为视角，正如苏力先生所说的“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的传统，往往容易被理解为从历史中寻找，特别是从历史典籍规章中去寻找。这种资源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研究历史只是借助本土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本土资源并非只是存在于历史中，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传统也并不是形成文字的历史文献，甚至也不是当代学者的重新阐述，而是活生生地流动着的，在亿万人的生活中实际影响他们行为的一些观念，或者从行为主义角度来说，是他们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模式。这种东西,无论中国当代正式法律制度在其他方面是如何西化了，都仍然在对中国社会起很大作用。”
文化传统是一个巨大而深厚的存量，它被特定的社会群体所选择、收纳、共享，并经过时间的积淀、净化、得以绵延、传递，因而有着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和群体认同性。作为一种传承、积淀和整和了数千年的制度形态，中国本土的传统法文化是不会轻易灭亡的。立足于中国国情，警惕法律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珍惜传统中一切有一价值的、有益于现代的成分，注重对传统的认同与衔接，就是必然之事。中国的法律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法律发展必须是适合中国本土化的模式，“跟着人家乱跑”的急功近利的“拿来”行为，只能解决“应战”的燃眉之急，终归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本土法文化是一份必须承受的财产，是我们法文化现代化举步的第一阶段。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本土传统法文化中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与发展的，如将法律与人、自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强调法律与伦理道德的结合，惩罚与教育的互补，保持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中庸等等。这些对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没有这些，有可能人类创造的法律文明会毁灭法律本身。在追求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按西方人的要求和模式去分析、论证有关中国法律的具体问题，否则我们的法制建设就会亦步亦趋地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丧失了从根本上去挑战和回应西方法文化的勇气，从而失却了自己文化的主体性。无论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褒也好，贬也好，都是西方学者在特定背景下的认识，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这种认识也可能是一种完全失真的中国形象，我们要慎重些，多加一份戒心。西方学人(包括海外华裔学者)的观点不能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或悲观的依据，中西方法律所走道路不同，用西方法的标准来衡量或裁剪中国，是不合适宜的。事实证明，凡是具有传统依托的法律变革往往能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例如解放后我们所用的人民调解制度，劳动改造制度等。而没有传统作为依据的改革，往往在实行中举步维艰，或流于形式，或弊端百，防不胜防。黑格尔有言:“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地们靠了历史，才能够意识到他自己的‘精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格’和‘事功’上的发展行程。‘法律’所表现的风俗和设备，在本质上是民族生存的永久的东西。”
四、结语
当代中国，在充分认识到外国法律的先进性的同时，应结合中国实际考虑，是否具有移植、借鉴该项法律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一项法律制度的建立是否合理以及能否真正发挥作用除了制度本身外，更为重要的还赖于它所根植的土壤与所处的文化环境。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充分考虑中国的司法实践以及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法律资源，以“法来源于习惯”为视角，挖掘本土资源，注重本国传统，立足本国历史，吸取外国法律制度的合理内核，结合中国法制资源及传统文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以实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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