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交易罪中的几个问题
周泽民 殷继东
【关键词】 强迫交易 暴力手段 非法获利 强拿硬要
【摘 要】 强迫交易罪是新刑法新增的罪名，其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本文对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中以暴力手段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的严重后果该如何定罪和强迫交易罪中的“非法获利”数额的大小如何界定进行了分析，并将强迫交易罪与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进行了区分。
新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这是一条新增加的罪名。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它不仅侵犯了商品买卖活动及服务中当事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权利和单位的合法权益，同时还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破坏了市场交易活动中自愿、公平等原则，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秩序。正因为这一特点，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加以探讨和解决。
一、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中以暴力手段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的严重后果如何定罪
市场交易行为本应遵守自愿、公平的原则，但就有那么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获取非法利益或精神、肉体的享受，故意违背这一原则，欺行霸市，强买强卖，采用暴力或以暴力威胁的手段来达到交易或服务的目的。在实施“强迫”行为的过程中，有的行为人造成了被害人重伤、死亡的严重后果，那么，对行为人在强迫交易故意的支配下，所实施的以暴力手段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的行为，刑法应如何评价呢？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同的认识，理论界亦如此。第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在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中，如果致人死亡、重伤的，属牵连犯，应择一重罪处罚，定故意（过失）伤害罪或故意（过失）杀人罪①；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强迫交易罪与伤害、杀人罪之间有牵连关系，但是不应当以牵连犯处罚原则处理，而应当分别定罪量刑，以数罪并罚的原则处罚。理由主要在于，强迫交易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三年，法定刑期较低，其中没有包含牵连他罪并以一罪处断的刑期，也就是说，如果遇到牵连他罪而以强迫交易罪处罚时，其三年的最高刑吸收不了他罪之刑，因而如以一罪处断将罚不当罪，依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对此种情况作数罪并罚处理②；第三种观点也认为应实行数罪并罚，其理由是，过去司法实践中对情节严重的强迫交易行为是作为流氓罪处罚的，而1984年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司法解释——《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则规定，流氓罪兼犯杀人、重伤、抢劫、强奸等罪行的，应当数罪并罚。
笔者认为，在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中，行为人为了达到交易的目的，采取暴力手段强迫对方致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行为从表面上看，既符合了伤害罪或杀人罪的犯罪构成，又符合强迫交易罪的犯罪构成，属于数罪，但如果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行为它既是行为人成立强迫交易罪的客观要件，同时又是伤害罪或杀人罪中必不可少的行为要件。就“采取暴力手段致被害人重伤或死亡”这一客观行为而言，既将其作为强迫交易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又作为伤害罪或杀人罪的客观方面要件，这就违反了刑法“一行为一评价”、“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
因此，笔者认为，对上述行为，应作为一罪处罚，其犯罪形态属于牵连犯。所谓牵连犯，是指犯罪的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与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罪名的情况。一般认为，牵连犯有三个特征：第一，必须出于一个目的；第二，必须是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第三，数行为之间存在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牵连关系。上述的强迫交易犯罪行为完全符合牵连犯的特征，其中，以暴力手段致人重伤、死亡的“强迫”行为是手段行为，这一手段行为又触犯了伤害罪、杀人罪，达成交易是强迫交易的目的行为，行为人之所以能实现交易目的依靠的是以暴力手段致人重伤、死亡的“强迫”行为，两者之间存在着牵连关系，所以这里的伤害罪、杀人罪与强迫交易罪构成了牵连犯，应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罚。虽然，我国刑法没有规定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但是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对牵连犯应从一重处罚，或者从一重从重处罚。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并没有将牵连犯一概作为处断上的一罪，如，刑法第15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缉私的，以走私罪和本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罪，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但是，这类犯罪行为中的牵连关系与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中的牵连关系是有区别的，这类犯罪行为中的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单列出来都构成一个独立的犯罪，虽然在这类犯罪行为中手段行为的实施是为了目的行为的顺利实现，但是，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牵连关系，因此，可以分开来独立评价，按照各自构成的罪名实行数罪并罚；而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中的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有着手段与目的的必然关系，两者缺一不可，不可分开来单独评价，只能作为一个整体一次性评价，以一罪定罪处罚。
另外，笔者还想阐释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行为人的强迫交易行为造成被害人轻伤，由于故意伤害罪（轻伤）的法定最高刑也是三年，那如何分辨孰轻孰重呢？其实，这两罪还是有轻重之分的，故意伤害罪（轻伤）的处罚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而强迫交易罪的处罚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两者一对照，就可发现，强迫交易罪除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外，还可并处罚金，因此，相对而言，强迫交易罪的量刑是较重的，可以适用牵连犯的处断原则。而且，司法实践中，一般是将强迫交易造成轻伤结果作为强迫交易罪情节严重的情节之一，直接以强迫交易罪定罪量刑，而不是适用牵连犯的处断原则来处罚。当然，如果是造成被害人重伤以上的结果，由于处罚上有了明显的轻重之分，因此，在适用牵连犯处罚原则时是比较容易操作的，这种情况下，强迫交易罪的刑罚一般是被他罪之刑所吸收。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法理上分析，还是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中以暴力手段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的严重后果的应适用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定罪量刑。
二、强迫交易罪中“非法获利数额”的大小如何界定
行为人实施强迫交易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方能构成犯罪，否则不构成犯罪，仅为一般违法。所谓“情节严重”，我们先暂且避开数额不谈，司法实践中一般主要指：强迫交易非法获利数额较大；次数较多，屡犯不改；社会影响恶劣的，如持械实施强迫交易行为；给被害人及其家庭引起较为严重后果的；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强迫交易的；强迫交易严重扰乱市场的；暴力手段残忍，造成被害人轻伤后果的，等等。
关于数额问题，一种观点认为，非法获利数额较大即构成情节严重，另一种观点认为，数额方面的“情节严重”是指数额巨大，其理由是：刑法条文中的用词有一定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侵犯财产罪中的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等罪均把“数额巨大”与其他“严重情节”并列，而将“数额较大”作为较低量刑幅度的一般情节，因此，强迫交易罪中的数额方面的“情节严重”也应该是指“数额巨大”。
笔者认为，以“非法获利数额较大”作为情节严重是比较合适的。首先，强迫交易罪中的“情节严重”是该罪的构成要件，是定罪情节，而上述第二种观点中的“情节严重”是量刑情节，是法定刑升格的依据或从重处罚的情节，两者性质是不同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其次，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行为，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其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却又难以通过强调犯罪构成的某一方面的具体内容来使之达到这种程度，或者不能预见所有情节严重的情况而无法具体规定，或者能预见但要作冗长的表述，使刑法失去简短的价值，于是，立法者作了一个综合性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就认定为犯罪，否则不以犯罪论处③。其中的情节，不是指特定的某一方面的情节，而是指任何一个方面情节，只要某一方面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就是情节严重，就认定为犯罪。这里的“情节严重”强调的不是相对于“一般”的“严重”，而是指“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最低程度”，强调的是“适度”。因此，以“非法获利数额较大”作为强迫交易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最低程度，即数额方面的“情节严重”是符合立法原意的；再次，从打击犯罪的社会效果来分析，强迫交易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市场秩序与人民的生活切切相关，而且，在一般的老百姓眼中，强迫交易行为无异于一种“明抢”，公愤很大，这些都决定了司法机关必须对强迫交易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因此，如果以“非法获利数额巨大”作为数额方面的“情节严重”，则不利于震慑违法犯罪分子，打击犯罪，甚至还可能会放纵犯罪，而以“非法获利数额较大”作为数额方面的情节严重，则比较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也能够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保护人民的人身、财产及其他权益。
那么如何计算非法获利的数额呢？行为人在实施强迫交易行为过程中，通常表现为使用暴力、威胁手段强迫对方以自己所定而对方不接受的价格出售商品或强迫他人出售其不愿出售的商品④。有人认为，非法获利数额就是强迫交易方最终所定的价格与被害方在被强迫前所提出的最低价格之间的差价。笔者认为，这样计算有失公允。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一般商品的持有人可以根据商品的市场行情自由定价，买卖双方遵循自愿协商的原则，价格由双方当事人自由商定，只要买卖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便可达成交易，但是，在市场上，几乎每个人都想赚取最大利润或以最小代价购买最多的商品，会在出售商品时过高地报价或在购买商品时尽量地砍价，如果依据这样的一种不合理的价格来追究强迫交易方的责任是明显不公平的。为了兼顾双方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还是以相对公平的市场正常标准的交易价格来计算较为公正，即以市场正常标准的交易价格减去强行购买方自己所定而对方不接受的价格或以强行出卖方自己所定而对方不接受的价格减去市场正常标准的交易价格。而这里的市场正常标准的交易价格应该以价格事务所评估的价格或当地物价管理部门核定的价格为准。
三、强迫交易罪与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的区分
强迫交易罪是新设立的罪名，1979年《刑法》及相关法律均无直接的规定，在新刑法颁布以前，司法实践中是作为流氓罪处理的。如，1984年最高法和最高检联合作出的《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在城乡市场强拿硬要，欺行霸市，扰乱正常贸易活动，引起公愤的，构成流氓罪。该司法解释中强迫交易行为包含在原流氓罪中。一些地方性法律文件中则作了明确的规定，如，1996年8月13日我省公检法司四家联合下发的《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恶势力违法犯罪案件中适用法律问题的讨论纪要》中第二条第（一）项规定，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强装强拉、强拉乘客等而寻衅滋事，扰乱正常的经营秩序，引起公愤的，以流氓罪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可见，两者之间在渊源上是有一定的关联的。此外，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从语意上讲，“强拿”即用强制的方法拿走，“硬要”意即无理、强行索要，指行为人用一种强制他人的力量或施加某种压力使他人屈服，进而获取财物的行为，其中含有暴力、威胁行为，行为人也因此获得了一些非法利益，强拿硬要的这些特点与强迫交易罪在客观行为方面，有重合和交叉之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区分一下两者在主客观方面的差别，具体如下：
（1）主观故意的内容不同。两者主观方面虽然均表现为直接故意，但强迫交易罪中行为人是通过强迫交易或服务活动达到获取非法利益或精神、肉体享受之目的，其犯罪故意具有明显的贪利性；寻衅滋事罪中行为人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仍积极地去实施，行为人带着一种破坏心理，蔑视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逞强争胜，寻求刺激，追求达到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称王称霸、胡作非为的目的。
（2）手段不同。强迫交易罪对公私财物的占有是间接的、有偿的、需要通过一定的交易活动，即需要一定的财产付出或提供服务；而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则是在城乡贸易市场当场直接的、无偿的强行拿取或索要财物，其不需要进行交易活动，行为人也不可能愿意支付一定的对价。
（3）犯罪对象不同。寻衅滋事罪中强拿硬要犯罪行为的对象是在城乡贸易市场中的不特定的多数人之财物，往往是看谁不顺眼就侵犯谁，见什么事不顺心就可能闹事；而强迫交易犯罪行为的对象则是与行为人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商品交易和服务活动的当事人以及这种交易或服务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两种案例，（一）行为人在多次交易活动中只要价格不如其意就通过暴力殴打的手段来逼迫对方接受其条件并达成交易，由于这种行为既符合了强迫交易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行为人实施的多次随意殴打他人的行为又符合了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因此，有人认为，这是牵连犯，应择一重罪处罚，即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弥补强迫交易罪法定刑较低，不利于打击犯罪的缺陷。（二）行为人强迫交易行为达不到情节严重，由于行为人此外还有寻衅滋事的情节，就将强迫交易行为归入到强拿硬要范畴中，作为寻衅滋事罪的情节之一。其理由是：两者本来就有渊源关系；行为人通过暴力、威胁手段以较小的代价强行获取较大的对价，其实也是一种强拿硬要行为，而且，行为地一般在贸易市场内，旁观者众，这种行为其实也是为了逞强斗狠、抖威争霸，违反了公序良俗，其犯罪后果的影响针对的也非一人一事，是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所以，可以强迫交易行为纳入到寻衅滋事罪中定罪量刑。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对什么行为是什么犯罪、对犯罪追究何种刑事责任是明确的，包括了犯罪构成的明确性与处罚程度的明确性，我们不能为了片面追求打击力度而忽视这一原则，上述第一个案例中，每次殴打他人的目的是为了达成每笔交易，获得非法利益是支付了一定对价的，而且，多次以暴力手段强迫交易，屡教不改的，达到了强迫交易罪所要求的“情节严重”的程度，是强迫交易罪的定罪情节之一，其行为完全符合强迫交易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因此，应以强迫交易罪定罪处罚。另外，作为强迫交易手段的“多次殴打他人”的行为，由于行为人并不具有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故意，故不能单独构成寻衅滋事罪，因此，该案中并不存在具有牵连关系的两罪。对于第二个案例，粗看其理由好象有一定道理，但是，我国刑法的犯罪化的立法设计中非常注意一般违法与严重违法的界限，设定了可罚性的观念，多数犯罪均以数额或情节作为构成的依据。对于一般违法，则应该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以区别于应受刑事处罚的严重违法。我们在适用刑法时，要严格遵守罪行法定原则，合理地理解刑法，在执法过程中做到不矫不枉，严格依法执法，该追究刑事责任的坚决予以追究，不该追究刑事责任的决不追究。因此，对于不构成强迫交易罪的强迫交易行为，决不能牵强附会地解释成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行为，借此来增加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是应该给予行为人其他形式的处罚，这样才符合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参考文献：
①王平铭 严正华主编 《新刑法理解与适用》 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 2000年5月出版 第296页
②刘家琛主编 《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年5月出版 第1462-1463页
③张明楷著 《刑法学》（上）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年7月 第347页
④张穹主编 《修订刑法条文实用解说》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7年3月出版 第302页
作者单位：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
作者姓名：周泽民 殷继东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
2010年7月29日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本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监督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依据监督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及本办法行使监督职权。
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的程序，适用监督法和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应当围绕国家和本省工作大局，结合本地实际，对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监督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接受监督。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下列工作实施监督：
(一)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遵守和执行宪法、法律、法规以及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情况；
(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预算以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其作出的部分变更决定的执行情况；
(三)本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社会保障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四)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履行审判职能、检察职能的重要情况；
(五)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
(六)来信来访反映的重大或者普遍的问题；
(七)本级人民政府发布的规章或者决定、命令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八)应当由常务委员会实施监督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对同级人民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和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行使备案审查和撤销的职权。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接受监督。
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通过常务委员会公报、常务委员会网站(网页)、新闻媒体等形式向社会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第二章 听取和审议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每年第一季度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并向社会公布。
主任会议调整的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应当重新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并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和审议该专项工作报告三十日前通知报告机关。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应当组织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可以邀请当地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相关专家参加。受邀人员可以列席或者旁听常务委员会会议，并对专项工作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三十日前，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将视察、专题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各方面对该项工作的意见汇总，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室)交由报告机关研究。报告机关应当在专项工作报告中提出相关处理意见或者作出说明。
第十一条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二十日前，由其办事机构将专项工作报告送交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在五日内将意见回复报告机关。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修改后，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十日前送交常务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七日前，将专项工作报告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临时召集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不适用前三款时限规定。
第十二条 专项工作报告不能按照监督法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如期送交的，报告机关应当说明原因，由主任会议决定不列入当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并根据情况列入下一次或者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第十三条 专项工作报告由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综合性、全局性的重大事项，由正职报告或者受正职委托的副职报告；涉及两个以上政府部门专题性工作的，由政府分管的副职报告；涉及一个部门单一性工作的，由政府委托的部门主要负责人报告。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时，有关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审议的意见和建议，回答询问。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对专项工作报告，重点审议下列内容：
(一)报告机关是否依法开展有关专项工作；
(二)报告的情况是否客观真实；
(三)工作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四)改进工作的措施。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经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整理，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室)在常务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十日内，交由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研究处理。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收到审议意见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研究处理情况送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征求意见后，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
第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专项工作报告或者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作出决议、决定。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决议、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
第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的专项工作报告及审议意见，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决定情况的报告，由常务委员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八条 市(州)和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听取和审议本行政区域内负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省以下垂直领导部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
审议意见涉及重大问题的，报请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同级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第三章 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六月至九月期间，将上一年度的本级决算草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人民政府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决算草案，应当提交决算编制说明、预算收支决算表以及审查和批准决算草案所需要的其他材料，决算草案还应当附政府性基金等收支决算表。
决算草案应当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调整方案和人民政府报告的预算超收收入使用方案以及上级补助等项目分科目编制，按预算数、调整数或者变更数以及实际执行数分别列出，并作出说明。
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对决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重点审查下列内容：
(一)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三)重点支出的安排和资金到位情况；
(四)部门预算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
(五)上级财政补助资金和转移支付资金的安排和使用情况；
(六)对下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安排情况；
(七)预算超收收入的安排和使用情况；
(八)预备费的使用管理情况；
(九)对审计报告提出的问题的纠正情况；
(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批准预算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十一)其他需要审查的内容。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决算草案时，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就决算的有关问题提出询问或者质询；决算草案涉及问题特别重大或者重大事实不清的，常务委员会可以依法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六月至九月期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本年度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
经济运行出现重大情况或者预算执行中出现重大问题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二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报告，重点审查下列内容：
(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主要措施及落实完成情况；
(二)政府重大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和重大建设项目进展情况；
(三)城乡居民收入和解决民生问题情况；
(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五)资源开发利用和节能减排情况；
(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七)其他需要重点审查的内容。
第二十四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需要作部分调整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将调整方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严格控制不同预算科目之间的资金调整。预算安排的农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专项资金确需调减的，应当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本级人民政府动用预算超收收入追加支出时，应当编制预算超收收入使用方案，并由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向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汇报。预算超收收入使用情况，应当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第二十五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执行第三年的下半年，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提出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五年规划方案经中期评估需要作部分调整的，人民政府应当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调整方案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第二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听取人民政府关于政府性债务情况的专项报告。
第二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每年审查和批准决算草案的同时，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的审计机关关于上一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和审计评价；
(二)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审计机关的处理措施；
(三)上一年度审计工作报告中指出问题的纠正情况和处理结果。
常务委员会可以要求人民政府责成审计机关就预算执行中的重大问题或者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资金使用问题进行专项审计，并听取和审议关于专项审计的工作报告。
第二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审计工作报告作出决议。人民政府应当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决议的执行情况。
常务委员会对审计工作报告中反映的重点问题及其整改情况，可以交由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财政经济工作机构开展跟踪监督，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监督结果。
第二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和批准决算草案，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调整方案、预算超收收入使用方案，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调整方案的十日前，人民政府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提交相关报告材料。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本级决算草案，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审查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调整方案、预算超收收入使用方案，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调整方案时，可以邀请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列席会议，参加审议；人民政府分管负责人及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列席会议，说明情况，回答询问。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和建议，在常务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十日内，交由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办理，人民政府应当在三个月内将研究办理情况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报告。
常务委员会听取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及审议意见，人民政府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章 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相关的专门委员会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遵守和执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国家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决议、决定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第三十三条 执法检查的议题，根据下列情况确定
(一)本级常务委员会在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集中反映的问题；
(三)本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提出的比较集中的问题；
(四)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五)来信来访集中反映的问题；
(六)社会普遍关注的其他问题。
第三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年度计划，经主任会议通过，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并向社会公布。
执法检查年度计划需要作个别调整的，由主任会议决定。
第三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成立执法检查组，执法检查组成员，从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及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负责人中确定，并可以邀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本级以及被检查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有关专业人员参加。
第三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的执法检查，主任会议根据委托的执法检查内容，决定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组织实施。
省、市(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委托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托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执法检查时，受委托的常务委员会可以邀请当地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
执法检查结束后，检查组应当提出执法检查报告，经主任会议讨论通过后报送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七条 执法检查报告包括下列内容：
(一)执法检查工作的基本情况；
(二)法律、法规、决议、决定的执行情况；
(三)法律、法规、决议、决定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改进执法工作的意见；
(五)修改完善有关法律、法规的建议。
第三十八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执法检查报告，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的负责人应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还可以就法律、法规实施中的重要问题提出质询；必要时常务委员会会议可以做出有关决定。
第三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执法检查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经主任会议决定，交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研究处理，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应当在六个月内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处理情况的书面报告。
省人大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由专门委员会转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有关部门应向专门委员会汇报整改情况。专门委员会如对汇报不满意，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审议意见处理情况的报告以及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对该报告提出的意见，一并由主任会议决定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四十条 主任会议对执法检查工作报告审议意见处理情况的报告，可以按下列方式处理：
(一)提请常务委员会对执法检查工作报告作出决议，交由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执行，并在决议规定期限内向常务委员会报告执行情况；
(二)由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就有关事项提出处理的补充报告；
(三)由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重新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处理情况的报告。
第四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根据下列情况可以组织执法情况跟踪检查：
(一)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整改工作措施不力，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多数人不满意的；
(二)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已经采取整改措施，但有必要对整改目标的实现情况进行跟踪检查的；
(三)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以及其他情况需要进行跟踪检查的。
跟踪检查由执法检查组或者常务委员会委托的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实施，并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
第四十二条 执法检查组不直接处理具体案件。具体案件应按有关规定转由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按照法定程序办理。
第四十三条 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特别重大的典型违法案件，常务委员会可依法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第四十四条 对执法检查报告及其审议意见，相关部门、机关或者单位对执法检查报告及其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典型违法事件及其处理结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开发布。
新闻媒体应当及时宣传、报道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执法检查活动。
第五章 询问和质询
第四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时，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派有关负责人员，按照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的通知参加会议，回答询问。
第四十六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省、市(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质询案应当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第四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就下列事项提出质询案：
(一)有关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方面的问题；
(二)有关执行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方面的问题；
(三)有关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问题；
(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五)其他需要质询的事项。
第四十八条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或者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
质询案在有关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案人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并由有关专门委员会向常务委员会或者主任会议提出质询结果的报告。
第四十九条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签署。
第五十条 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对质询案的答复不满意时，经主任会议决定，受质询机关应当进一步研究解决质询案提出的问题，并重新作出答复。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再次答复仍不满意的，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将质询案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常务委员会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五十一条 质询案中涉及待处理的具体事项，主任会议可以交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督办，并由督办机构向下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受质询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书面答复提出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并报送督办机构。
第六章 特定问题调查
第五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对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需要作出决议、决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第五十三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分之一以上书面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第五十四条 调查委员会成员应当不少于五人。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提名，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调查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聘请有关专家或者抽调有关机关工作人员参与调查工作。
与调查的问题有利害关系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人员不得参加调查委员会。
第五十五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根据调查事项制定工作方案。在调查过程中，有权就调查事项听取有关单位负责人的汇报，询问有关人员，查阅有关案卷和材料，组织必要的技术鉴定。
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应当配合调查委员会开展工作，如实提供相关情况和材料。
调查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或者提供材料的公民要求对材料来源保密的，调查委员会应当予以保密。
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可以不公布调查的情况和材料。
第五十六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在调查结束后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调查事由、调查过程、调查结论、处理建议等内容。调查委员会成员对调查结论、处理建议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在调查报告中写明。调查委员会成员应当在调查报告上署名。
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七章 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对监督法第四十四条所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撤职案。
经主任会议研究通过，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对监督法第四十四条所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撤职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分之一以上书面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对监督法第四十四条所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撤职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由主任会议提议，经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由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决定。
第五十八条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提出撤职案的，由其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撤职案的说明。
主任会议提出撤职案的，由主任会议委托的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撤职案的说明。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联名提出撤职案的，由领衔人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撤职案的说明。
第五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撤职案时，被提请撤职的人员所在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审议情况，回答询问；必要时，应当提供相应材料。
撤职案在提请表决前，被提出撤职的人员有权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口头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书面申辩意见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六十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撤职案遇到需要调查的问题时，由主任会议责成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及时调查核实并向会议报告；如果会议期间无法查清的，由主任会议决定中止审议、继续调查或者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由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根据调查情况审议决定。
对撤职案进行调查的期限不得超过六十日。有关调查的具体事项由主任会议决定。
第六十一条 撤职案的表决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有效。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甘肃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实施监督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